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在1918年11月为《北京大学月刊》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要坚守“思想自由之
原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认为这是世界大学的通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是北大发行月刊的本意。
1919年2月26日，张元济代表民间的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代表国立的北大，签订了一份《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北大为著作人，商务为发行人，其中第五条规定，“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照实用之数，于年终报告著作人。”第八条规定，“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但著作人保有版权，适用编译会条件。”第九条规定，“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于年终后，由发行人寄交著作人。”
这份出版合同，由两个文化巨人签字，代表了一南一北，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一次携手。根据当时的预算，月刊销路二千册大约可以保本，合同明确发行不了二千册，就由商务承担亏损，而一旦赢利，却由双方共享，而且由北大拿大头。这样的合同，让人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中看出一个支持新思潮的出版家，一个有远见的出版社，是不会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的文化理想超过了商业追求。
蔡、张的合作由来已久，蔡元培在商务为时很短，但一直称商务为“本馆”。民国元年，当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百废待兴，手无分文，几次请求张元济帮助筹措经费，张都尽力而为了。其时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已兴旺发达，俨然已是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当蔡元培在北大倡导兼容并包时，张元济在商务信奉的也是这样的原则。胡适有意编一套“常识丛书”，将拟目送到张的手中，张建议加上一题《过激主义》，虽然他本人并不赞同“过激主义”，但在他看来，世人应该了解这一主义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