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余姝
本月22日，张艺谋新作《千里走单骑》即将全国上映。昨日上午，在云南丽江下榻的酒店，张艺谋、高仓健、邹静之、邱林、蒋雯等主创一起接受记者采访。在不到一小时的采访中，问题几乎都是针对张艺谋的，他也没有让记者失望，回答得很认真、实在。听过中国电影圈里太多虚浮而夸张的论调，这份实在，更显出几分可贵来。
《千里》首映庆典把我从神坛上拉下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前晚庆典脱口戏快结束的时候，你显得很激动，能谈一下当时的感受吗？
张：当天首映庆典的内容，他们有意没有提前告诉我，让我感到很意外，我也尽量去配合表演完成。刚开场的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后来才发现，原来都是冲着我来的。我肯定这是导演的编排，要把我从神坛上拉下来。昨天下午，蒋雯排练的时候，我还问她，练得怎么样？她就说了一句话，“你要小心”，这句话让我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但大部分编排还是很出乎我的意料。快结束的时候，让我上台，主持人开始追忆各自的父亲，很自然就谈起父亲和孩子的话题。其实我很不善于把家里的事说出来，但在当时，我如果不说，会扫了大家的兴。我就回忆了一些点点滴滴。其实，不管我们在说什么，谈到家庭，谈到亲情，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世界，家庭永远都不会重样的，这就是我们人类最珍贵的血缘情感。
真情实感是所有电影的商业元素
记：昨天看完影片，不少观众认为《千里走单骑》是一部审视人们内心世界的电影，你最想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
张：我觉得它的第一层面是很温情的东西，有一种伤感、失落，也触及到孤独，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希望能让观众触及到超越家庭、亲情、国界的人类共通情感，也就是说电影里面谈到的面具———要摘下面具。我跟高仓健作过多次的交流，他给出很多好的意见，特别是他本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对完善这部影片很有帮助。
记：在连续拍了两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后，你又回到艺术电影的领域。重操旧业，感觉有什么不同？有没有特别考虑过突出艺术片里的商业元素？
张：《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是在《英雄》和《十面埋伏》之前就开始考虑了，在《英雄》之前，邹静之已经开始写剧本。赶巧了，两部商业片后，这样一个作品出来，媒体朋友们把它叫作“回归”，但对一个导演而言，电影类型只是创作的变化，每个导演都希望尝试不同的东西，就像我们大家吃饭一样，经常会换一些口味，其中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部电影中的商业元素，我没有认真想过，但有一点可以说，所有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商业元素就是一定要有真情实感，要和观众的感情产生共鸣。观众看电影，除了视觉、画面这些梦幻的东西以外，不管大制作还是小成本，感情必须拍得很充沛。成功的好莱坞电影，对于感情的描写都是不遗余力的，包括很多超视觉的发挥，这就是本质的商业元素。希望电影有商业价值，那它一定要建立在感动观众的基础上。
记：在以往你的电影中，常常出现一些所谓的中国民俗，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点灯仪式，其实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请问《千里走单骑》里面戴着面具唱傩戏，其中有多少是自己后来的加工？
张：傩戏是一个意外。最早老邹写的本子是陕北一带，因为他对于北方生活非常熟悉。后来我觉得这个题材对我来说不新鲜，因为拍过《秋菊打官司》。我对云南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到了云南后，才注意到傩戏，发现它很古老，被称为戏剧领域的活化石，而面具可以用到电影中作为一个延伸观众思考的手段，因此这段内容没有进行加工，就是原汁原味的。
记：《英雄》和《十面埋伏》在媒体的评论都是褒贬不一，争议很大，但与此同时，两部影片的票房却都很好，《英雄》的票房更是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纪录。《千里走单骑》举行几次点映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好评，你怎么看这部电影的票房？你觉得它在贺岁档众多大片的夹击中，能取得一个怎样的成绩？
张：《千里走单骑》毕竟是一个文艺类型的电影，不过我还是希望它能多卖钱，有更多的观众来看，创造一个文艺片类型中的高票房。
年末的贺岁档是最好的档期，也是中国公认的排名第一的档期。如果我们能开发出其他好的档期的话，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扎堆现象。但是目前的状况，谁也无法改变。
拍电影最难的就是找到好剧本
记：你曾说特别崇拜高仓健，在自己主演的《老井》中就有对他表演方式的刻意模仿，你怎么评价他的表演？
张：高仓健先生的表演是非常内敛的，它不仅仅是说酷啊、帅啊的。内敛的表演需要功力，日本媒体曾说，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可以用背身去表演的演员，就是说他的背影非常具有感染力。这种内敛式的表演，就是当你控制了所有的感情，还需要很强的内心效果才能表达出来，非常难。我觉得至今为止，中国影坛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高仓健先生是我的偶像，也可以说是一代中国人的偶像。他的人格魅力永远是我崇拜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先做人，后演戏”，这是以前文艺界的老话，我直到和他合作时，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记：《千里走单骑》请来中国编剧界的大腕邹静之加盟，能否评价一下他对这部电影的作用？
张：编剧邹静之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这个作品是在他手中救活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准备《千里走单骑》的剧本，但总是不理想，直到邹静之那稿出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给高仓健一个交代了。看到邹静之的作品，我感到很欣慰，立刻寄到东京，也很快得到高仓健先生的回应。我非常希望跟优秀的编剧合作，我对剧本的感受是，现在拍电影最难的，也是最珍贵的，就是找到一个好剧本，今天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张：中国电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中国电影一百年以来，有许多杰出的人士，是众多优秀的从业人员支撑着整个中国电影的局面。我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某种代表人物，因为我觉得那样对我的创作是有伤害的。我把自己太当回事，我太注重某种所谓的价值观念，就无法再用平常心进行创作。我很庆幸意外得到了这样一个终生所爱的职业，而且这份职业还能受到大众的广泛注意，这已经很够了。作为导演，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但每做一件事情都被大众、媒体所关注，这是我们的幸福，所以更要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作品。
张：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数字，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笑）。但是我很清楚自己在投资人眼中是有信任度的。其实无论电影，还是大型实景演出，都不需要超额投资。投资人很商业化，他们需要赚钱，赔钱是做不下去的。他为什么愿意投给你？我觉得是一个信任度。如果说我今天给投资人有一个信任度的话，也是我工作这么多年，点点滴滴建立起来的。年轻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证明价值，就会有投资人来找你。整天抱怨，为什么不给我钱，给我3个亿，我也能拍，这些都是空话。其实，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年轻导演刚开始都拍小成本电影，突然某部作品中凸显出强大的投资潜力，投资人马上会一窝蜂冲上去。只要一个导演努力工作，把心态放好，真的去钻研自己的业务，从观众的角度拍吸引人的电影，不管拍什么样的制作，肯定会有投资人找上门来。如果投资人不找你，责任肯定在你自己，不要抱怨，天上不会掉馅饼。
张：我认为奥斯卡奖具有很强的商业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提高一部电影的艺术评价。没有导演会拒绝奥斯卡，谁要说我特别不在乎，那肯定是假的，因为奥斯卡至少可以提升观众的关注度，提升导演的江湖地位。但从内心来讲，那个奖项是无法预测的，而且是无法去设想的，你拍电影，投入创作情感的时候，是完全不能想那个的，更不可能去设定奥斯卡的目标，如果你将某个奖项作为创作的目标，那肯定错了。只能等拍完之后，改不了了，天天做梦想想奥斯卡是可以的。中国电影不一定非得需要这个奖项，但是它对于宣传中国电影，提升中国电影的关注度至关重要。我欢迎每一部能在国外获奖的影片，我觉得中国这样的电影应该更多。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奖项评选中，每一次都有中国电影的身影，那就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