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战老兵》就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兄弟情分大于阶级仇恨、民族大义大于党派私利的鲜明印象，这样的格局固然是报道采编者历史认知深度的体现，更是连战大陆之行后话语空间得以拓展的现实结果。
关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这种亲缘关系缘于新闻和历史的共同品格，即对真相的追求，其结果就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事实真相和历史真相。这样一种定位也在无形之中将新闻与历史区分开来，好像新闻报道只是新闻媒体的事情，历史书写只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其实这并非一道不可逾越的法则，历史学家能否参与新闻报道我们暂不理会，而事实证明新闻媒体同样能够参与历史书写，至少由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编著的《寻访抗战老兵》一书做到了这点。
李海华
(本报书评人)
抗战史
对于那段长达八年或者十四年的抗战史，难道我们只满足于它的慷慨壮烈、可歌可泣、忠奸分明、善恶有判等模糊而混沌的认知？
《寻访抗战老兵》一书是《南方都市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推出的同名大型系列报道的结集，从2005年5月9日到9月2日，连做60期，总共记述了60名抗战老兵在那个烽火年代的命运和抗争，涵盖各大主要战役，包罗诸多党派阶层，从而构成了一部个人化的口述抗战史。报道所揭橥的宗旨是:重现历史迷思中人性的温暖，还原宏大叙事下细节的真实。他们是光荣的缔造者，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实事求是地说，报道实现了其预想的目标，也树立了一个媒体参与书写历史的标杆。
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编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是一个史学传统甚为悠久的国度，而掌握历史书写权的大多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胜利者，由此形成的历史文本往往是胜利者的成功叙事，充满了浓厚的历史目的论和宿命论色彩。在特定历史时空下撰写的抗战史也难以摆脱这一局限，由于抗战史夹在两次国共纷争史之间，必然难以成为纯粹的同仇敌忾，同赴民族大义之谊也被意识形态之争所遮蔽。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宏大叙事、党派叙事，有限的历史细节被整合进一种目的性的历史撰述中，失去了本该具有的多义性和丰富性，复杂的人性被高度抽象为某种更高的属性，使得历史变得呆板而冰冷。
幸运的是，除了这种作为成功者叙事的正史传统外，我们还有一个旁观者书写历史的小传统，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散见于历朝历代的野史别说就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和传承者。其实，历史永远处于一种未竞状态，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认知都可以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书写。历史书写不存在定于一尊的霸权，这应作为一种常识被接受。对于那段长达八年或者十四年的抗战史，难道我们只满足于它的慷慨壮烈、可歌可泣、忠奸分明、善恶有判等模糊而混沌的认知？这种模糊而混沌的认知是否对丰富而鲜活的历史本真构成了压抑和遮蔽？答案不幸正是肯定的。一如本书代序言中所说:“伟人领袖的丰功伟绩已经史有明载，英雄将领的横刀立马也多家喻户晓。60年间，最易被尘土掩盖，最易被流云吹散的，是那些无名战士的愤怒、血气、迷茫与坚忍，是那些负枪荷弹士兵的急行军、狙击战、在硝烟中亮出刺刀、在搏杀中拼出最后一分力气、在最后一分力气中想起家乡的母亲与妻儿……”这样的历史文本还残存着英雄创造历史的腐朽，还暴露着漠视卑微生命的冷酷，必须得到校正和重构。
历史书写的契机
经过一百五十余年的求索，我们的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站在这一时代的基点上回望抗战史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得到的是迥异于前的认知和感受。
当然，历史书写的多样化和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并非庸俗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同义语。在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时代，我们依然应该认同和保持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并把这种理念注入到历史的肌体中。置而言之，历史书写的开放性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类的理性认知是有限的，因而对历史的还原也是有限的，历史书写必将随着理性认知的流变而不断呈现出新鲜的样态。
经过一百五十余年的求索，我们的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流已然向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普适价值靠拢。站在这一时代的基点上回望抗战史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得到的是迥异于前的认知和感受。我们认同这样一种判断:在人类所有的战争中，没有比旨在捍卫民族尊严、求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更具无可争辩的正当性，而那些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的老兵，不管他们属于共产党，还是属于国民党，或者根本不属于某个政党，无一不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寻访抗战老兵》就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兄弟情分大于阶级仇恨、民族大义大于党派私利的鲜明印象，在寻访的60位抗战老兵中，国民党老兵占了一定的比例。这样的格局固然是报道采编者历史认知深度的体现，更是连战大陆之行后话语空间得以拓展的现实结果。
历史其实是一直被不断重新书写的，近年来大热的晚清和民国史研究和出版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这个信息飞速流变的时代，如果说历史专著因其天然的排斥性尚不能大幅改变大众的认知，那么大众媒体则因其天然的亲和性而深刻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基于这样一种先天优势，新闻媒体当在重塑公众历史认知方面承担责任发挥作用。
由于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采访，所以媒体书写历史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口述历史。按照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至少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春秋算起，而孔子春秋却断自唐尧虞舜，唐尧虞舜的历史都只是传闻，也就是口述历史了。口述历史在中国史学上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七十列传可能有一半是他道听途说来的，或者是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当然口述历史并非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不同之处在于: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媒体“口述”抗战史
媒体在书写历史面前千万不可妄自菲薄，而应勇当大任。《寻找抗战老兵》就在这方面进行了颇为成功的尝试。
除此之外，口述历史还肩负着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进入历史研究和撰述的时代维护历史学科合法性的重任。在电脑科技的发展下，30秒内就可以得到的东西还要那些历史大家干什么？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历史当中还有文学这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文学这部分就是口述这部分，其生命力来自于可读性。因为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是为了获得一点历史知识，如果没有可读性也就没人去看了。因此唐德刚先生曾风趣地说:“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引文参见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
如此看来，媒体在书写历史面前千万不可妄自菲薄，而应勇当大任。《寻找抗战老兵》就在这方面进行了颇为成功的尝试，因为认识到“许多老兵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和说话均十分困难，抢救他们的记忆的工作，尤其显得急切而重要。只有活在人的头脑中的历史，才是最珍贵的历史财富”；“寻找60个老兵，寻找的是那场战争里千万个为国献身的将士的缩影，寻找的是一个民族在绝望境地艰难复兴的集体记忆”，南方都市报在四个月间先后派出二十多名记者分赴二十多个省市甚至缅甸丛林采访。“由于有大量记者第一手的现场采访，因而我们的报道不是单纯的资料整合，而是有古战场的景物变迁，历史当事人的亲历叙述，散存于民间的乡土记忆，以及各地地方志研究专家的核心材料等等……在巨大的历史价值之外，也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从报道产生的影响来看，媒体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参与历史书写的做法是非常有号召力的。继南方都市报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的主要媒体也纷纷或多或少地推出了自己的抗战老兵报道……而一些本报报道过的老兵，如幸存的飞虎队员龙启明、谢晋元，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台儿庄国军营长忤德厚等，也都成为新闻热点人物，被多家媒体采访，并应邀出席各种纪念活动。全社会对老兵的处境都加以不同以往的重视，一些生活原本状况不佳的老兵，其境遇多少都得到了改善……”(引文参见王春芙《寻找抗战老兵·序》)。
当然，还原和传播历史真相才是媒体参与书写历史的第一诉求，历史当事人生活境遇的改善只是相伴而生的客观社会效应。历史书写者自然可以秉持一份关注当下社会的情怀，一份改变历史生态的志趣，甚至以此为契机进入历史的深处，但须时时处处提防先入为主、以论代史，否则虽然使得历史得以重构，但就生成逻辑而言仍然与作为否定对象的历史文本具有同构性，仍然不能称之为信史。毋庸讳言，基于对某种史观的厌倦和摒弃，历史书写往往带有一定的现实指涉性，这虽然无法完全避免，但要尽力避免。《寻找抗战老兵》是否做到了这点，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