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1913年春天，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孙中山等发起以反对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当陈英士等攻打上海制造局时，上海商会给南、北两军这样一封公函:“敬启者:赣省
事起，风潮骤急，商界首当其困。本日喧传南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事，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顷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为特函告台端，约束麾下，勿与吾民为敌，轻启衅端，众商感戴。”
这在当时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普遍民心都不利于武力反袁，特别是江南商业阶层的望治心态，不管是非如何，就是反对动兵。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会除了安徽芜湖商务总会外，几乎都倒向了袁，连国民党能控制的省份也不例外。而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商会出钱、出力，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共同推倒清廷。
当年7月21日，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宁波人虞洽卿发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要求他不要倒向反袁阵营。9月，上海反袁军已失败，做过绍兴都督的王金发等人策动浙江军队反袁，虞洽卿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计划集资15000元，前去犒劳军队，“消其异志”。国民党人对他恨之入骨，曾在他家放炸弹，他则声明自己不过是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犒军一事“虽有其说，但无其事。”不过，当故乡浙江鄞县知县沈瓞民因独立反袁而被捕时，他也曾出面营救。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虞洽卿在《申报》公开宣告:“国民之爱国，谁人不宜，谁时不宜，惟此时非急起救国不可”，“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他联合同乡商人宋汉章等，发起爱国储金活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来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者提倡实业。当袁世凯将手伸向救国储金会时，他主持下的储金会上海总事务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二次革命”到袁氏称帝，不过两年多时间，十里洋场的虞洽卿们态度也发生了大转弯，这是袁氏也没有意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