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