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海道归来，嘴角的生鱼片味道早已散尽，头发上凝结冰霜、身体泡在暖暖温泉中的爽快也成了回忆，不过读者却可以在《莫言·北海道走笔》(上海文艺版)这本书中循着莫言的足迹，踏上去北海道寻访美食与美景的行程。近日，记者对莫言进行了专访。
眼前的莫言西装革履，和那个一头扎在山东高密红高粱地里的乡土文学作家似乎相去甚远。
但他却依然离不开土地，他说尽管离开故乡高密20多年了，每每看到农作物他还是很兴奋，虽然他曾经对土地既眷恋又怨恨，直至逃离。
他是一个幽默的人，大庭广众之下，他会大谈北海道洗温泉时，同行的人身穿内衣，头戴白毛巾，面对着几步之遥的白雪豪情万丈地高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随中国作家记者采访团一行从北海道转一圈回来，除了《莫言·北海道走笔》这个“意外”的收获外，莫言的另一部即将面世的新作《生死疲劳》仍然是农民与农村的问题。
我对农村依然熟悉
记者：您的新作《生死疲劳》是一部反映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历史的书。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主题？
莫言：关于农村这个主题，“文革”前有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红色经典著作，但是作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上世纪80年代之前农民与土地是血肉相连的，有了地就有了生命，到了80年代以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日渐疏离。这些分分合合，代表了农民无数的喜怒哀乐，也反映了近代历史深处的非常复杂多变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围绕这个历史写一部长篇。
记者：您已经在北京生活20年了，您还能像以前了解高密一样了解现在的农村吗？
莫言：我一直对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比较关注，我的大部分亲属都在农村，我本身又有长期农民生活经验，从1950年到2000年，这段50年的农村变革中，起码有20年我是亲身经历的，而且是作为农民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现在我见到农作物感觉很亲切兴奋。我和故乡这种血肉的联系从没有断开过。
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不喜欢
记者：听说您读了郭敬明的《幻城》，觉得写得蛮好，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们这一批“80后”作家的？
莫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满足各种读者的要求，你可以不喜欢人家的小说，但是你没有理由说人家不能写或者写得不好。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不喜欢，从这一点来说，韩寒、郭敬明他们做得很好，应该继续写下去。
记者：您觉得他们作品的分量如何？
莫言：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一部分年轻人的精神状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现在很难用当下的眼光来判断他们作品的分量，因为很多作品当时没有很好的反响，以后的时代会赋予它新的价值。很多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在创作当初并没有被人注意，而过了很多年后人们才会重新审视它的价值。
剧本改成小说，仿佛把一张桌子改成一棵树
记者：您第一次去美国使馆签证，因为您说不认识张艺谋遭到拒签。后来您再去时说您不但认识张艺谋还认识巩俐。结果，给了一个到美国三年多次往返。请问您怎么看小说和剧本的关系？
莫言：这很正常，小说和电影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电影应该是演员和导演的作品，和原著的关系不是很大。我写作时不会考虑影视的问题，能改不能改顺其自然，这是我多少年来一种顽固的立场，我绝对不会为了导演的改编而降低小说的难度，我也相信很多真正有眼光的导演不会希望作家去应和他们。
记者：《无极》是先有剧本，然后请作家改编成小说，对于这种创作方式您是怎么看的？
莫言：我认为反向而行写不出好小说来。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当年我写《红树林》先写成电视剧，根据投资方要求，又写成小说，结果证明这个小说改得并不好，电视剧的情节会不断牵制作家的想象力。剧本再改成小说，仿佛把一张桌子改成一棵树，挺难的，没有生命力了。当然，也不可能排除有天才的作家能够把一个剧本改成一个好小说。
(王晓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