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张新颖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语言啊，结构啊，意义啊，“大道”存焉。这个“道”，是政治立场也好，是人性深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也好，有了它，小说可就不能“胡说”了。自由活泼还有吗？
有，也是在“大道”划定的范围内，偶尔冒险到了圈子外面，还是要赶紧回来。
小时候，小到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小说这种东西，甚至连字也不识的时候，就听了许许多多故事。讲故事的人，是宠爱我们的祖父，是走南闯北的银匠，是左邻右舍没上过一天学的老太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周围每个大人都会讲故事，只不过有的讲得多，讲得好，有的讲得少，讲得不太好而已。当然，这些故事不是《海的女儿》、《白雪公主》和《快乐王子》，它们是属于中国自己的，民间的，口耳相传的。假设有一天，那些听故事的孩子中有谁读了点书，譬如说他读《聊斋》，发现某个故事和他小时候听到的差不多，他会有点疑惑，他不能肯定是蒲松龄写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还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被蒲松龄写进了书中。有这样的疑惑可真是好。这至少说明，让人产生出疑惑的故事有那么活泼绵长的生命力。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文学教育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自由，活泼，不知不觉地开始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小说、有文学这样的东西，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去学习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的时候，最初的文学教育中的自由活泼的精神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受到拘束和挤压，最坏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精神丧失殆尽。
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同意，那种民间讲述的故事怎么可能和小说、文学相提并论？那样的故事怎么够“资格”成为小说、文学呢？这岂不是“高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新潮，大力破除的一个观念就是把小说等同于故事；到９０年代，反过来，又有人说小说不好看，小说家连个故事都讲不好，提倡“好看”的小说，主要强调要有好故事。
这里面有多重的误解。不论反对故事还是提倡故事，都把故事当成了情节性强的东西。其实是把故事简单化、狭隘化了。这种对故事的认识和民间讲述故事的丰富的实际情形比较起来，其简单和狭隘尤其明显。一个农民闲来讲个故事，哪里就一定把情节看得那么重。他完全可能随心所欲，不切题地东拉西扯，说到哪是哪。会说话的人还往往有意识地不切题，东兜西转，正不知所至的当口，他又转回来了。那些故事，刺激，传奇，道听途说，真假难辨，奇思异想；但也并非全都无稽，其中也有相当切近的，周围的，甚至是亲历的，因而再怎么离奇也是平易的，现实的，就譬如那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
但这样的方式和状态，一碰到“正规”的小说和文学就完了。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的观念的建立，是和不断把不是小说、不是文学的因素排斥出去的过程合而为一的。小说，总得讲究个写了些什么、写这些有什么意义吧，总得讲究叙述的语言、结构什么的吧，这样一来，很多东西就不够格了。譬如一个离奇的故事，就是离奇，可有什么意义呢？譬如那种枝枝蔓蔓地进行讲述的方式，结构怎么样呢？这么搞将起来，越来越复杂，小说就变成了“大说”，本来这东西是“小道”，现在可是和“大道”联系紧密了。
语言啊，结构啊，意义啊，“大道”存焉。这个“道”，是政治立场也好，是人性深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也好，有了它，小说可就不能“胡说”了。自由活泼还有吗？有，也是在“大道”划定的范围内，偶尔冒险到了圈子外面，还是要赶紧回来。
我觉得应该特别反省关于文学、关于小说的观念，我们的这些观念是２０世纪建立起来的，它的基础是移植过来的西方文学和小说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遭到完全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抹掉了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文学资源，而且抹掉了大多数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最初所受到的自由活泼的小说教育、文学教育，这样的教育将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被纠正、被压抑、被认为根本就不是小说的和文学的教育，最终被抹掉。
这个过程的性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个过程，就等于承认文学教育和小说教育是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无关的，是不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是错误的；我们得到另外的地方去学来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推到极端便是，小说、文学，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无关。
不幸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能够看到的，多是对这个过程的承认、屈服、接受，甚至，早就忘了或者压根就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