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爱泼斯坦责任编辑 黄维嘉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幸灾乐祸后面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嫉妒而是怨恨。但是怨恨自己也常常躲在嫉妒背后，所以这两种心理状态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需要被解释清楚。人们尽管一直擅长于制造它们，但现在却开始回避它，人们抛弃了英语词“怨恨”而代之以法语词“怨恨”。
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在于，怨恨往往是一件敏感的、伤感情的事情，通常由忘恩负义或不讲道义的行为引发，但是怨恨本身会很快消失。嫉妒通常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而且一旦对象被锁定，嫉妒就会休息一阵子。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复仇：我们在书中看到一旦复仇成功，往往故事也就结束了。但是怨恨具有的持久性要大得多，它还惯于潜入人的个性之中，成为那个人永久本性的一部分。
在这个主题上颇有成就的伟大思想家是马克斯·舍勒（1874-1928），《怨恨》一书的作者。在他的观点中，怨恨起源于一种虚弱感。怨恨比直截了当的嫉妒消极得多。当一个人知道他不能改变他不喜欢的境遇，但又不愿自己完全顺从于它，他就会慢慢习惯怨恨。在怨恨心理的控制下，一个人将轻视并贬低自己的境遇，因为他不能对它做什么，也不能把握住它。像多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典型的怨恨故事就是伊索的《狐狸和葡萄》。因为狐狸无论如何最终都没有接触到葡萄，于是它断言它们一定很不好吃———这是纯粹的怨恨———并训斥它们。
“抛开怨恨的定义，”舍勒写道，“让我们简要描述这一现象。怨恨是精神上的自我毒化，它有非常明确的原因和结果。它是一种持久的精神形态，起因于某些情感与情绪的整体衰退，它同样也是正常人性的组成部分。那些人遭受的压抑造成一种心理上的顽固倾向，这种情感与情绪首先关心的是报仇、憎恨、恶意和嫉妒，然后就转变成为困惑。”
怨恨，是一种精神状态，有些人受一种恶意感的支配来对待生活。他们忍受着它的折磨，感受到自己的虚弱，不相信他们怨恨感的来源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舍勒相信“怨恨会仅仅冒个头，比如说你不可能将它们付诸行动———既因为身体和精神的虚弱，又因为胆怯。那些极端情绪特别强大，更可能会马上受到抑制。”这种精神斗争往往酿成了“怨恨”和“中毒”的个性。这种个性后来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受苦怨恨最后几乎变成了享受那些来之不易的批评机会。受怨恨驱使的批评并不期待连根拔除它所认为的错事，坏事，或者罪恶；没有了这些缺点和错误，“谩骂和攻击所给予他的快乐”将不复存在。
舍勒一次又一次强调是虚弱感造成了怨恨。当一个人知道对于境遇他无能为力，嫉妒、憎恨、复仇心理最后都会以怨恨告终。相反的例子是，那些没有虚弱感的罪犯———除开那些被抓住的和被关起来的———就没有怨恨感。士兵也不可能感觉到怨恨。直到最近十年，至少在社交方面和职业方面，许多女性也感受到了怨恨，但是或许现在，随着女权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怨恨被其他的问题和困难所取代。另外，老年人很容易堕入怨恨群体：“没什么可奇怪的，”舍勒写道，“年轻人总是发起猛烈、持续的战斗反对老年人的怨恨。”岳母婆母是另一个怨恨集体———舍勒说的是痛苦集体———以前作为母亲控制她们的儿女是那么有力，但儿女们结婚之后，这些岳母婆母们一般都丧失了所有的控制权，留给她们的仅有闷闷不乐的怨恨。
不同的群体会在不同的时间被怨恨渗透。有些艺术家在市侩社会感到被轻视之后，就认识并向公众展示了怨恨。如美国越战老兵，我想，长期遭受严重的怨恨折磨，虽然群众有充分根据说：他们无力将他们牺牲的重要性讲清楚，因而大部分美国人对越战的感受将永远模糊下去。
我个人认为美国大学是处于怨恨状态中一个很大的群体，尤其是人文学科里的人。他们感到自己非常高人一等，同时又觉得受到了极度轻视，他们凌驾于他们的同胞之上，他们的同胞对他们的报答不够，而且不太尊重他们。
他们保持着总是很失望的样子：外人可以理解这一点，他们觉得世界辜负了他们。这一点有时会在他们惯常的怪脾气中暴露出来；有时又体现于他们绝望而又激进的政治观点之中。这些政治观点通常以反复变动为特征，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认清，这样做他们希望能公正地得到一个自己该得的权利角色。
嫉妒中混进了势利，混进了虚弱，所有成分调配好以后就用来反对整个世界上的不公平，将巨大的人类等级制转变成持久的怨恨。
马克斯·舍勒主张“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来源于怨恨，从十三世纪起逐渐取代基督徒的道德，到法国大革命时达到了顶点。”这显然扩大了怨恨的范围。难道怨恨———嫉妒和虚弱奇特的化合物———就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见到贵族时的主要感受吗？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我知道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曾经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这种令人气馁的虚弱感，承受过持久无望的黑暗而沉重的感觉。 曾园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