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树
1965年5月，金斯伯格来到布拉格。
为了欢迎这个秃顶诗人，哈耶克在《文学报》上撰写长文，说：“金斯伯格是一条单脚独立的黑色大鸟，倾听着，直到生命至乐向他尽数呈现。”2个月后，因为和布拉格诸多
少年和演员、作家乱搞，金斯伯格最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驱逐出境。
在修辞上，这条单腿独立的黑色大鸟，飞快地从一个守望者沦为一根著名同性恋好动的生殖器，这或许是哈耶克始料未及的。但这则玩笑在伦敦报纸上引起的结论依然有效：“容忍疯狂所需要的自信，就是纽约与布拉格的区别———尽管这是卡夫卡的故乡。”
快半个世纪过去了，金斯伯格早已不在人世，但是世界容纳疯狂的自信并没有增加，过多的言论机会让我们过早地质疑一切，所有小动静、萌芽、杂碎、微光、声响、趋势、意义、动机、影响，都被正面与负面双重解释。黑色的大鸟既没有像守望者一样飞过人间，也没有表现得像金斯伯格的阳具一样充满生机，它只是一片客观而谨慎的黑暗。
因此，当库斯图里卡成了2005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主席，这一届电影节也变得格外特殊。特别是当他说：“该是轮到我捍卫电影节价值的时候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开着拖拉机的农民，凶狠地闯进了孱弱的庄稼地。
在1985年和1995年，这个电影节曾两次将金棕榈奖颁给了这个著名的、有着郊区野草般乱发的前南斯拉夫人。在他身上，我们尚能看到一种已经稀缺的卤莽与疯狂———中产阶级和谐的价值观几乎冲没了所有碉堡，所有宏大的概念都显得缺乏信心，即便是导演，也已经习惯在细致的个人情感中探讨去路。相比之下，库斯图里卡通过电影来描述南斯拉夫，这在叙事上便显示出疯狂的边幅：去讲述一个从泪水中沥取粗盐的国家，一个巴尔干半岛上永远迷途的少年。
在库斯图里卡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假思索、直白、混乱但坦诚的爱，一种对国家癫狂的抒情。这也是他至今为世界所怀疑的地方。他对南斯拉夫的情感总是过于勇敢，几乎忽略了一个导演在处理类似题材时所应采取的安全姿态，因为疯狂的描述，总会被理解为不够客观。
就像诸多身在西方的东欧人一样，库斯图里卡遇到了类似于米兰·昆德拉、米沃什或布罗茨基的尴尬，特别是当他拍出了马戏般的《地下》，最为刻薄的批评立即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人们指责将他将祖国人民刻画成小偷与强盗；而西方人却认为他始终在占意识形态的便宜，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荣誉，还和米洛舍维奇互为同党。为此，这只单脚独立的大鸟曾宣称不再拍片，而巴尔干雄鹰米洛舍维奇，早早就被关进了鸡笼。
很多年后，我们会记得那个著名的结尾：一块陆地像小岛一样渐渐漂离，上面的人们依旧寻欢作乐。这个镜头像是一次集体回眸，如同字幕所告诉世界：“从前有一个国家，他的名字叫做南斯拉夫，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库斯图里卡说：“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希望、欢笑和生活之乐在那里比在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有力———邪恶也是如此———因此你不是行恶就是受害。”事实上，看过他的乐队“不准吸烟”演出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风格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栩／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