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
我以前在一个小地方帮我爸爸端着水给人漱口，因为我爸爸是牙医。他的箱子里有若干金光闪闪的器械，夹子、钳子、钩子、弹片，分为锯齿状拉勾状还有弯成苹果屁股状的，我爸将它们一一施展在一个人的嘴巴里，那人一般是闭眼像条死鱼一样，然后大叫一声，吐出一颗龋齿，色泽鲜黄或者焦黑，里面繁荣着可爱的虫菌们。我则手里端着一只搪瓷茶缸
，聚精会神地站在旁边，在病人哇的一声喷血而出的时候，递上茶缸。
我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小地方，屁大的一个镇子。我们的店铺在一条临河的旧街上，很多人只卖塑料鞋和麻花———我经常偷吃，也经常被抓，被扭送到我爸面前。那时我很崇拜我爸，他将人的嘴巴弄的一塌糊涂还要别人的钱，真的不简单。那时我不想读书，就想学他那样将镇上所有人的嘴巴弄得一塌糊涂。
很多年后，我读到了一个叫萨伊德的美国人，拿着哥伦比亚大学的钱却骂美国人，为巴勒斯坦说话，因为他妈是巴勒斯坦人，他爸也是，事实上，他祖宗八代都是。他说：福柯的权力分析论其实与他的生活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福柯我知道，他是一个大GAY，而且最喜欢用一个词就是situation。就是说，他俩被揪出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个论点：我屁大的时候在那个屁大的镇上看人吐血射牙与我现在这样的situation是有联系的。
拿破仑在打仗的时候忙里偷闲也要督促他的士民赶紧种痘，就是防天花。那时琴那先生正从牛痘里提炼了神奇的痘浆给恐惧的欧洲人推销。说句实话，这玩意还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创举，被俄国人学了去。我小的时候是用一种注射液，没有以前那样惊心动魄。中世纪的欧洲女人据说脸上没有痘就是绝顶漂亮了，难怪那么多的伟大男人都钻研科学或者哲学去了，大师们没有来自女人的诱惑。现在到处都是美女，所以有人哀呼：靠，大师死了。我爸作为一个牙医还算凑合，我每天端着搪瓷茶缸坐在他的旁边，看他用石膏给病人的牙齿缺口做模型，洁白的棉布塞满棉花，铺在病人油腻的脖子上，那些稀释的石膏从一块橡胶皮管里灌入，冷却成型。我认为这是一个微妙的过程，还有树脂做的牙齿，包着金属皮的假牙。这再次让我想起了《百年孤独》里那个可爱的炼金士。但是我的父亲很悲伤，确实如此，镇子太小了，屁大的镇子人太少了，而父亲的技术又实在高明，所以龋齿很难找。后来我想到古龙小说里的那些大侠，都郁闷得要命，只好去种花生。我的意思是：屁大的镇子上的人民都有了一口伟大的牙齿，就如欧洲人民有了一张干净无痘的脸，所以那些从事维修健康的工种就没什么事干了。
我爸买了一辆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小学，或许是因为用不着端水了。
康德认为：当书本代替我们的知性时，当某个精神首领代替我们的意识时，当医生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特定食谱时，我们就处在“未成年”状态。他说得很对，我的父亲都做到了，我天天带着饭盒上学去，流着口水在桌子上梦见爸爸给人生猛地拔牙。那片血在白棉布上成了一朵鲜艳的花。
胡扯到这里我想该确立我想说的主题了：记忆与成长从来不是编年史似地盘桓于我们的头脑之内，它是网状的，光线般的，如同在一个坐标场上的旗帜。这样说有点太含糊，因为我也没想清楚。在我父亲店铺的后面是一条河，那里经常流着垃圾和树叶。在以后无聊而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坐在一张竹床上，数对面的船只、洗衣服的妇女、鸡鸭鹅。父亲告诉我淋巴结一般在什么地方，还有氨水的味道。我想要是我喜欢抒情的话，我或许是以另一种笔触来描述1989年的我的经验。那里至少存放着12斤灰尘，抖落在恰好存好的12张发黄的照片上，还有流水人家、蓝衣白裙。但是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抒情，因为那需要爱情。我的父亲实在无聊，这在我与我的母亲割断脐带分离羊水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遗传到我的身上。他大概看见那些夹带血丝的坏牙像一群鸟一样从镇子上飞过，因此很沮丧。
（栩／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