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访问先父梁漱溟，连续长谈十余次，存有录音磁带，其中约四万字收入《梁漱溟全集》（卷八）内。如今，不作任何删节、修饰或润色，将近30万字访谈全部转为文字成书问世，可以说这是原本不曾料想到的事，而今竟成为现实，也可以说这是来之不易吧。这样就为读者提供了近于原汁原味的东西，使读者有若现场亲自聆听的感受。
1986年艾恺首次与先父相见时，我有幸见过他。先父故去后，他差不多隔三五年就有机会来北京，来后也多与我们联系相见，聊聊家常，我也曾请他来家中作客。家里面积较小，又无什陈设可言，称之为“寒舍”再恰当不过。如果备有饮食，也甚简单，而艾恺教授是位平易近人、十分随和的人，对此全不介意。现在他为此书写出序言，使此书增色不少。但他对此书所做贡献远不止此。访谈有问与答两方，缺一不可；而且他是一位对被访者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并著有被访者的传记专著，其提出的诸多问题，就深度与角度而言，都非泛泛，这也使谈话内容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可说，这次访谈富有内容，取得了成功，其中自有艾恺教授的功劳。
此次长谈时，先父已87岁高龄，可算时届垂暮之年了，可他不仅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且话里话外不时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毫无老年人易见的感伤、消沉的影子。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在人们的心中尚存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至于说到世界的未来，说到人类的前途，他说：“我是比较乐观的。”为什么如此乐观呢？这自然与他坚信不移的理念有关，而这一理念又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所提出的。他认为人类面临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和人对自身的问题。三者先后各成为人生的主要问题，而一旦求得其基本解决之后，人类生活的主要问题便势必由前一个转为下一个了。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上世纪20年代中叶，他即提出“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主张，至今不移不摇。那么，他为什么自认为“我好像是个乐天派”就不难理解了。
不仅如此，他对自身种种经历遭遇，如“文革”受冲击、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围攻等，当艾恺教授问起他时，他承认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而当先父谈起他类似于王阳明先生所经历的“千灾百难”，如1939年出入敌战区时，他说那“差得多”。可问他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却说都“差不多”；如果说有什么差别，就是“有时忙，有时比较清闲”罢了。甚至在谈及生死时，他承认，人都是“不愿意死”的，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就好了。至于一生的成败得失，如奔走国共和谈中的挫折、失误等，在先父的心里仅有尽责尽力一念，成败似是在所不计的。末了应指出，此访谈内容对研究了解先父梁漱溟的人生与思想会有一定价值的。
2005年11月20日于北京
（这是作者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所写的后记，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