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文化年鉴之故人●文楚安
长期翻译研究美国“垮掉派”文学的文楚安先生溘然长逝，这无疑会让我们再一次回顾美国“垮掉一代”文学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史，因为文楚安的名字与“垮掉一代”已密不可分。
客观地讲，垮掉派文学被介绍进中国来基本上算是与国际“同步”的。1957年，凯鲁亚克在美国出版《在路上》之后，1962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石容等译的中文非全译本“内部参考书”。尽管这些书有一批流散到了“民间”，但范围毕竟有限。1984年，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收录了黄雨石与施咸荣译的《在路上》部分章节，才让大量如饥似渴的中国读者了解了西方文学世界的面貌(尽管凯鲁亚克提供的恐怕不是美国的“真实反映”)。1985年，赵毅衡编译了洋洋大观的《美国现代诗选》，其中囊括了“垮掉派”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令翻译家想象不到的是，“垮掉派”文学从多种文学流派中脱颖而出，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当中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在1971年访华时一个代表就“嬉皮士”这个问题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的回答有多种版本，但在外交谈话上的出发点其实只有一个：在极其有限的社会主义视野内尽量理解这个流派的正当性。到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家们的理解水平其实也没有超过周恩来的水平。所以，文楚安所做的历时性研究才有了它不可取代的作用。否则，很多文学上的悖论就难以得到解释：比如说为什么“垮掉派”外围的作家(塞林格和加里·斯奈德)的文学成就要更大一些？为什么“垮掉派”和英国的“愤怒青年”有着同样的愤怒却走了不一样的路？为什么与学院派有着深仇大恨的“垮掉派”最后却皈依了学院派？
然而，文楚安先生的严谨(比如说，他大多数时候不说他认为译错了的“垮掉”这个词，一般情况下只说“BG”)与在翻译上的认真在同行中引起了龃龉。学术上的探讨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中国的原教旨“垮掉派”或美国“垮掉派”的忠实追随者却对一个大学教授将“垮掉运动”学科化表示愤慨。这种不满表面上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垮掉派”的主将们历来对学院派避之如寇仇，他们经常声称“自发写作”来对抗“新批评”，并以此来建立一个崭新的“垮掉神话”。但这只是“垮掉派”的早期倾向。金斯伯格1963年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赞助，1967年获得了国家人文文学诗歌奖，1974年接受全美图书奖，并作为诗人史无前例地被吸收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这个反学院诗人最终也加入了学院。他在美国的遭遇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文楚安围绕“垮掉派”进行的资料整理及研究如果不学科化，他就不可能以专业方式为我国收集、积累学术信息及学术资源。我们不妨把文先生所开创的BG研究看做是一个滚动的雪球，自身的体积越大，所影响的范围也越大。只要相关学术争论不停息，一些事实会越辩越明，它所撞开的一个个新领域也会更引人入胜。就文先生来说，他曾想将金斯伯格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纳入课题，只可惜这一研究要留待后人去完成了。□曾园
□斯人斯文
文楚安(生于1941年，2005年9月23日逝世)这位推出了国内第一部“垮掉一代”研究论文集的翻译家，去世前还在从事“垮掉一代”的研究。
文楚安最初翻译了“垮掉派”的“经典文本”：《金斯伯格诗选》、金斯伯格的《嚎叫》(英汉对照)、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主编的论文集《BG在东方相遇》也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就像TheBeatGeneration本身有多种含义，出于偶然原因被译成“垮掉一代”。这个词也曾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也许最初就是不满于受到中国读者如此重视的“垮掉派”文学被误解，文楚安觉得，仅有翻译介绍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垮掉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