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文化年鉴之故人●克劳德·西蒙
法国小说家克劳德·西蒙生于1913年，2005年7月6日逝世。这位沉默寡言、不善社交、甘于寂寞的作家，以其顽强的探索精神和成功的创作，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以诗和画的创造性，深入表现了人类长期置身其中的处境”的评价。
克劳德·西蒙去世之后，我听到两种说法，一是“西蒙是那种把小说阅读变慢的作家”，二是“西蒙充其量只是福克纳、乔伊斯等人的学徒，他的原创性是很有限的”。两个说法都没错，西蒙自己也说，从福克纳那里他受惠良多。不过，从泥泞的“弗兰德公路”上一路走来的西蒙，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同样是丰厚的。
以名作家访谈著称的《巴黎评论》，自然也采访过克劳德·西蒙。记者提到，有批评家指出，西蒙的笔下有两类英雄——一类英雄反抗秩序，另一类英雄接受秩序——他的书就处于这两种人的冲突的中心。不料西蒙很干脆地回答：“这类问题应该扔给哲学家处理。我是个小说家……我感兴趣的不是‘为什么’(why)，而是‘什么样’(how)。”
西蒙说，法国人不擅长小说，更擅长自传——有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更早的夏多布里昂和卢梭为证。在西蒙看来，似乎每个法国人的浑身都披挂着琳琅满目的复杂个性，每个人、每一段历史都有着讲述不尽的色彩斑斓的传奇，用以记载这些故事的文字体裁理应同内容合二为一——这就是说，除了自传、回忆录之外别无选择。
西蒙的文学遗产正是这种诉诸回忆形式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是回忆式的，手段是绘画式的，效果又是电影式的：一个场景自然切入另一个场景，场景与场景之间几无过渡的痕迹。战争回忆几乎是他写作最主要的理由。苦难留在他身世中的印痕虽少却深，余味无穷。
西蒙留下了一种对“现实主义”的新的阐释，人们感到费解，他复杂冗长、光怪陆离的回忆性描写怎么能是“现实”的呢？但是，作为人类生存的核心象征，战争，以及战争化的生活之中，人所体会到的幻灭和无助却绝不是虚构的；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斯坦贝克在《人与鼠》中表达的观点：事情的发展总是乖离了人的初衷——越是满怀希望，受挫就越是宿命式的悲惨——在西蒙笔下，战争中的受挫则更显可耻。在《农事诗》里，奔赴西班牙战场的战士彻悟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欺骗性。西蒙描述了“杀戮天使长”射出的一颗颗子弹的形状、运行轨迹和击中的目标——子弹不分正邪，生命是挣扎、苟且在泥沼里的虫豸，等待着随时都会降临的死亡。
无论批评家怎么扣帽子，西蒙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是“现实”的：现实就是逃窜的飞机撒下的宣传单，就是战壕里连眼皮都堆满淤泥的兵勇，就是无名尸骸遍地种下的坟墓，就是升起在山间的葡萄藤，萌芽、攀援、结实，周而复始。冷酷的现实无所不在，历史仍在缓慢地爬行，人们不必抱怨，只需睁大眼睛去关注、去体验。克劳德·西蒙的遗产也许会让人悲观，但这种悲观却是清醒的来源。□云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