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本报书评人)
抗战期间，唐瑜自费在重庆建房子，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白住。房子名叫“碧庐”，据说是“壁炉”的谐音，很快便成了当时著名的文化沙龙。汇聚在这里的是现代文化史上
响当当的人物:夏衍、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丁聪、叶浅予、冯亦代、盛家伦……那时的进步文化人多与共产党来往较频，结交的是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了“碧庐”中人的兴趣，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并未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
唐瑜自然是“二流堂堂主”了。这位堂主1930年代在大上海编过一批著名的电影报刊，文笔以辛辣见长，阮玲玉自杀后，他写的题为《谁杀害了阮玲玉》一文震撼一时。唐瑜不声不响办过许多仗义疏财的事，事实上却不是个钞票多得无处可花的财主，在感情上是个大富翁。他的至友夏衍曾说:“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如今这个好人已经94岁了，他笔下的“二流堂”故事，笑声里闪烁着泪影。
重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文化交流，更成就了日后一批文化大家。1948年在香港，乔冠华深情地说:“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果真如乔才子所言，解放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是“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叶公绰等名人高士来往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
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受害的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头上有“名号”的还有:“叛徒”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的丁聪；中央印钞厂长冯亦代；“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女流氓”郁风；“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政治骗子”、“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等等等等。专案组在查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患难之际见风骨。“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落难时，有人劝潘妻董慧和潘汉年离婚，就可以恢复党籍、职位。董慧冷笑了一下:“为了荣华？为了富贵？我连生命也视若等闲了。”
这对夫妻，唐瑜一生视若至亲，改革开放后为潘汉年董慧儿童基金会的事不遗余力。——顺便说一句，这本《二流堂纪事》的全部稿费，唐瑜捐赠给汉年希望小学。
这些年，“二流堂”的一些老堂友渐渐故去了，有人一睡不再醒，有人哈哈大笑而逝。真奇怪，这些人受了那么多苦，却那么长寿，这个问题值得医学家好好研究。“二流堂”的主心骨夏衍去世时，亲友说:“这是喜丧！喜丧！”黄苗子郁风夫妇送的挽联中有句:“旧梦懒寻翻手作云覆手雨，平生师生一流人物二流堂。”
听着唐瑜绘声绘色地讲“二流堂”的故事，我总浮想联翩。孔子带领弟子们郊游谈天说地，庄子与惠子在濠濮间观鱼论辩，王羲之有兰亭雅集，王勃在滕王阁挥毫，李白夜宴于桃李园，苏东坡与米芾等高士欢聚于西园，学者作家畅谈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精彩文化艺术的形成，必与某种神奇的气氛密不可分。“二流堂”也是这样美妙的场所。只可惜，当今世上已少有这样的好去处，更不要说是不同学科的人欢聚一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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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堂纪事》，唐瑜著，三联书店2005年11月版，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