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华
(本报书评人)
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在1979年出版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
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艾凯见到梁漱溟是1980年8月的事情，两人畅谈了10多天，录有30盒磁带。这次访谈自然对《最后的儒家》颇多增补校正之功，但也足以自成格局，因此曾于1993年被摘要收入《梁漱溟全集》(卷八)，而原汁原味的“足本”(整理者称“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则是今年1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
据我所知，对梁漱溟的访谈还有一本初版于1988年的《梁漱溟答问录》。与《答问录》较为系统地回顾自己的一生不同，《晚年口述》属于漫谈式的回忆录，人生、社会、历史、未来、学问、行事……包罗甚多，涉及颇广，可谓海阔天空，自由自在。当然大体来说，所谈内容仍然没有出离梁漱溟先生一生关注的两大问题:人生与社会。事实上，对这两个问题关注的此消彼长构成了梁漱溟的一种生命节奏，一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懂事开始，就不断思索、探求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答问录》)
梁漱溟的人生之学主要体现在他对佛学与儒学的体认和阐发上。饶有趣味的是，梁氏早年研究佛学，并曾一度想出家为僧，后来又转攻儒学，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其间的启承转合逻辑何在？在《晚年口述》一书中，梁氏通过分析儒释之同异，从学理上间接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儒家是强调入世的，而佛家是强调出世的，但未尝不可从入世的方向加以阐发，特别是佛学中的大乘思想，在自我了悟的前提下更注重“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或者说是“慈悲喜舍”，这样来看佛学就不一定是出世的了。这是从出世入世的角度来说，如果从“破执”的角度来说，儒家破的是“分别我执”，但不破“俱生我执”，而佛家连“俱生我执”也破了，可见儒释两家还是有相合之处，那么由释而儒就并非突兀之事了。
梁漱溟被认为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却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学者。何以言此呢？他自己在《晚年口述》中是这样解释的:“我承认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小时候没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歇一歇，我说我不行。”对此自然不能完全看作是梁氏的自谦之词，不过即便说梁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对他来说可能也属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正如梁氏自己所说，他是个“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的人”，他一直渴望“跟着走”的大儒王阳明就不是一个只在书斋里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一个随世用功的“致良知”者，道德与事功并重。正因为此，梁氏始而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既而又奔走于国共联手抗日与和谈建国，诸般举动都是在实践其“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壮烈情怀。
梁漱溟不承认自己是个学者，若说他是个社会活动家还是没错的。梁氏一生交游甚广，包括与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重要人物都有颇多往来。关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1938)与彻底闹僵(1953)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时隔27年之后，梁氏本人对此已经看得很淡，觉得自己当时应该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不该当面顶撞让其下不了台。有意思的是，当艾恺问起谁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时，梁漱溟说“恐怕还是毛泽东”，尽管他也认为毛到了晚年就糊涂了。对于蒋介石，梁氏的评价是“很虚假”，比如在蒋约梁谈话时，本已有人作记录，但蒋还是要自己拿出纸笔来写上几下，纯然是在装腔作势。在《晚年口述》中，梁氏臧否的人物甚多，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对康有为的评价:“开头是很了不起”，“不过后来他老骗人，他尽说假话啊，一方面尽说假话，一方面自高自大，简直可以说要不得”。
梁漱溟活了95岁，也是一位世纪老人，一生阅历堪称丰富，但晚年回首时却说并无大喜大悲之事，而只有做对做错之事，境界非比常人。梁氏自称是个乐天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很是看好，此言能否成真我们暂且不论，至少从其率性谈吐中可以见出梁漱溟自己的世界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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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版，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