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留痕王学泰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到电影院看电影是个极普通的事。喜欢娱乐的北京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年看四五十场电影不是特别稀罕的。从那个时期生活过来的人们一定都会保留着丰富的“看电影的记忆”。
应郭宝昌先生之邀看他新拍的京剧艺术片《春闺梦》，放映地点是崇文门外的“搜秀影城”。十几年没进电影院了，许多影院都是名称增大，座位减少。影院升格为“影城”，座位却从1000多减至100多，仿佛要给每个观众制造点“坐拥影城”之感，但我也没有觉得怎么舒服。我想电影票上涨、这是使普通观众不敢问津重要的原因之一吧。影院自己为自己制造着不景气。不过这次进影院还是给我带来了新鲜感，也唤起许多看电影的记忆。
苏联电影风靡一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包括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到电影院看电影是个极普通的事。喜欢娱乐的北京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年看四五十场电影不是特别稀罕的。那时单位一般是两个星期组织一次看电影，作为工会的福利；人们也常常以看电影度过假日或星期天。至于寒暑假有学生专场，节假日还有夜场。我想，从那个时期生活过来的人们一定都会保留着丰富的“看电影的记忆”。
建国那年我只有7岁，小学二年级。看的第一部新电影是个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在中央电影院(今北京音乐厅)看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银幕前那张薄薄的浅色帘幕还没有打开的时候，“百万雄师下江南”七个大字已经打在了上面。看的第一个故事片是《天字第一号》，是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谍报人员打入一个汉奸大员家庭获取情报的故事的。谍报人员以“天字号”和“地字号”排序。详细的情节记不太清了，但“天字第一号”、“地字”某某号在小孩子游戏中流行了很长时间。这部电影大约是1949年初在国民电影院(即首都电影院)看的，建国后这类“歌颂国民党”的电影被禁，就不可能看到了。看的第一部外国电影是苏联的《喀朗仕塔德》，在大都市影院(这个影院现已没有，旧址在西绒线胡同，四川饭馆对面)看的。这部电影是写1920年黑海水兵暴动的。只记得一个情节是被捕的水兵，被绑上大石头，从山崖上推入海中，而水兵身上有小刀割断了绳索，又从别处游了上来。
十多年间看了多少片子？很难统计了，大约不下100部吧。但给我留的印象深的、现在还有清晰记忆的是外国影片。50年代初，中国对外交往很少，这时只有大量苏联电影和少量的东欧电影。最早的译制片是东北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放映这类影片时都要在海报上郑重地写上“华语对白”四字，以招徕观众。不过当时的“华语”还不是现在的普通话，而是民国时期，糅合南北两京口语而成的“国语”。“文革”当中能够公开放映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都是东北厂译的，人们已经习惯听普通话了，听着列宁、瓦西里等讲的东北味儿的国语很好笑，所以许多年轻人喜欢拿腔作调学“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等对白。这时翻译的、而且很火爆的电影还有《乡村女教师》(后来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听很多同学以“乡村男教师”自嘲)、《钦差大臣》《夏伯阳》，《保卫察里津》《日日夜夜》以及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等。
提到好莱坞一定要批判
我一接触电影看的就是黑白的有声片，但在五十年代也看过无声片。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上初中时看的卓别林的默片，大约是在1956年，我们在阶梯教室上完“动物课”后(当时生物分两门《植物学》、《动物学》)，就着放映机给我们放了一段卓别林短片，卓别林的滑稽动作逗得大伙狂笑不止。那时谈论美国电影都是犯忌的，特别是好莱坞，就是西方腐朽反动文化的象征。有文化的人，只要提到“好莱坞”三个字都要加上几句批判的话，免得使人怀疑立场有问题。不知道老师出于什么想法，冒险放了一段美国片。好在这是在反右以前，大家的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没有后来那么紧。补充一句，一般中学不会有阶梯教室。我们是在老北京师范大学旧址(和平门外)上课，用的是师大的课室。
五十年代社会上还真是公开放映过一部美国电影，这也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国片《社会中坚》。不过这部片子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代表好莱坞的产品，而是美国共产党(不过后来反修斗争中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共产党时，美共是第三个被批判的)领导工人阶级制作的。是描写美国反动政府如何镇压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人搞罢工，结果被警察抓了起来。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关在铁笼子里。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些被抓起来的工人们一齐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洗澡！”“我们要洗澡！”我觉得很奇怪，进监狱要洗澡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有点理解。
彩色片与宽银幕
我看的一部彩色影片是什么记不清了。因为黑白片拍得好的，就像水墨画一样，也是墨分五彩的。他拍的是黑白片，可是进入头脑后，你把它翻译成彩色的，于是记忆中就成彩色的了。例如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英国影片《百万英镑》、西德的《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等影片我对它们的电影海报的记忆是黑白片，而实际看影片时留给我的记忆是彩色的，真是奇怪。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也干扰了我的记忆：苏联影片中有一种“红白片”，平常电影的黑色部分，它是红褐色的。如五十年代初的《忠实的朋友》(写好朋友远游遇险的)、《茹尔宾一家》(描写造船工人生活的)，这种红白片很像历时久远的褪色的彩色片。
我第一次看立体声宽银幕片是在1957年。先是首都电影院停业，大家很关注，后说要改造成专放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院，引起了民众的兴趣。报上和《大众电影》上做了很长一段宣传，说这类影片是普通银幕的电影无法比拟的，宽银幕立体声给观众的感觉是像进入影片似的。首都终于开张了，大家排队买票，尽管票价很贵。第一场是苏联电影《革命的前奏》，此片描写1905年俄国彼得堡工人星期日上街请愿，惨遭沙皇屠杀的故事。看电影时，我努力找进入影片的感觉，怎么也没找到。我感觉到的与普通银幕的惟一差别就是近卫军打着军鼓从银幕左边走到右边时，声音也从左边走到了右边。可是这个宽银幕的票价是5角钱啊，比普通银幕贵了一倍以上。真不值。
从此首都就成了北京第一个宽银幕电影院。在这里看的宽银幕影片还有法国的《塔曼果》，这是根据法国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描写白人贩卖黑人奴隶和黑人反抗的。苏联的《上尉的女儿》，这是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
第一次的感觉总是难以忘怀的。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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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