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从大众日报娱乐版“小逄观星”专栏上看到一篇《刘玉堂怎么就不是刘心武》（见本报2005年11月23日———编者注）的高论，看着看着笑了：我招谁惹谁了？刘心武讲红楼，论“秦学”，与我何干？拿我跟他比什么比？这是典型的看我憨厚，拿我说事儿呀！
小逄事儿说得有理，比方他说本人脸皮薄、胆子小、找不着明星或娱乐感觉什么的，都挺在理儿；文字也不错，冷嘲热讽、纵横驰骋，简直让你哭笑不得、无可奈何。但人比
得不妥。著名作家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这是因为“人与猪的差别是一个定数，人与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的。”将差别无穷大的人放在一起比，用老百姓的话说，是要气死人的。
问题不在于小逄拿我说事儿，也不在于他的《西学》（严谨地说法应为《西门学》）建议，最根本之处在于，小逄笑我只知埋头吭哧，“满足于出点小名得点小崇拜赚点小稿费的作家，终无大出息；前怕狼咬，后怕娘找，更无出息。刘玉堂要上台阶，必须首先把这些小障碍去掉！”我却不敢苟同：这不恰恰是我的难能可贵之处吗？身为作家，就应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职，远离聚光灯，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只奉献“鸡蛋”，不奉献“母鸡”。可惜我做得还不够。
余乃本分憨厚之人，确实也固执于爬格子赚稿费，自认形象比不得明星，又不会说普通话，不宜于坊间亮相。那年不幸被凤凰卫视强扯去做了两期《纵横中国》，即让我尴尬无比，发誓再也不到电视上显眼了。电视缘如此之差，你让我从刘心武那里悟什么？
说到底，“刘心武效应”是传媒效应，而不是学术效应。看看俞平伯《论秦可卿之死》、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便会发觉，我们的惊诧仅是因为读书少。而刘心武让人最不爽之处，不是因为什么“秦学”，而是所谓的学者姿态和不严谨的学术态度。作家就是作家，娱乐可以，不能打着研究学术的幌子；研究学术也可以，但不能丢了严谨，至于拿小说当学说，以构思当考证，更是治学之大忌！奇怪的是，时下风头正健的偏偏是些“复合型”名人，在作家面前他是学者，在学者面前他是作家，万一同时碰上了作家和学者，他又是哲学家。这种人，才真真可恼可气。
最后跟小逄探讨两句“出息”的话题。“出名”不等于“出息”，跨领域“出名”则更不是好事。郭晶晶、田亮出息，是因为专业，爬出泳池，再出名、再热闹，也没人当回事儿；“芙蓉姐姐”倒是出名，未尝听人说她出息；“超女”炙手可热，亦不见人教育子女以其为榜样好好出息。说白了，出名是容易的，出息却未必。前者需要些商业筹划和运气，后者却容不得投机与侥幸。白岩松说，把一条狗牵到央视一个月，那狗也能成名嘴。这狗成了名，“出息”了又如何？可还是狗啊！
刚过世不久的巴金先生有一句名言，让我终生受益：“作家只能靠作品说话”，永远别指望有出息的作家靠脸蛋或下半身说话，更不要跨领域说话。就像关公只会耍大刀，你动员他挥板斧，强调只满足于耍大刀没出息，也还是没用，更没有意义。
最后，我还要重复一句：事儿可说，人大可不比，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人比人，气死人；再不要拿我跟任何一个姓刘的诸如刘德华或刘易斯之类比来比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