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刘庆邦的长篇力作《红煤》，使人难以掩卷。书中主人公宋长玉从农民到矿工、到小煤矿矿长又到矿难逃逸者的经历令人扼腕，发人深思。
宋长玉是一个与国营乔集煤矿签了5年合同的农民轮换工，如果他能在5年中表现突出，就有5％的希望转为正式工，从此跻身为他朝思暮想的城里人。为了转正，他瞄准矿长女儿，处心积虑地展开追求。就在美梦将要成真之际，不想被矿长看穿，并找个借口把他开除
了。宋长玉绝望得不想活了。痛定思痛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追求，这回他瞄准的是一位村支书的女儿。最终，他如愿以偿，登上了展开自己宏图的舞台。他开了小煤矿，当了矿主，买通了乡干部，让自己的亲戚当了村支书。怀着复仇的心理，他彻底征服了矿长的女儿，还举报了一起煤矿事故，把矿长送进了监狱。随着金钱滚滚而来，他的各种欲望也急剧膨胀，人性的恶也释放了出来。
小说详尽展示了宋长玉攀附、奋斗、复仇、堕落的过程，精到之笔让人叹服。写到满身都是煤尘的井下工人洗澡时，书中这样描述：“泡澡也有个火候问题，手上和脚上的纹路最多，最深，缝隙也最多。手脚在热水里泡久了，油性很大的煤尘有可能会浸到肉皮里去，再想洗干净就难了。”没有在煤矿深入生活过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是很难写出这样贴近生活的文字的。
刘庆邦更擅长的是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精微细腻，行文中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由于有着在农村生活19年、煤矿工作10多年、当煤炭报记者近20年的经历，刘庆邦写起煤矿来驾轻就熟。已写过多部反映煤矿题材的小说，此次为什么又把眼光瞄准煤矿呢？刘庆邦说：“我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在中国向工业化、城市化进军的过程中，煤矿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它又是农村又是城市。煤炭占中国全部能源构成的70％，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大厦，是靠千百万矿工的肩膀支撑的。他们的生活是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连的。”作为一名作家，刘庆邦写作的着眼点从不在风花雪月，不在繁华都市，而是一直关注着社会底层的人们，关注着农民、矿工。他说自己就是从底层出来的，在农村当农民是一种底层生活，在矿上当矿工也是一种底层生活，到了报社后这么多年他还与煤矿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有人说他的作品太过沉重，而刘庆邦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沉重的。但不管写多么沉重的东西，刘庆邦总是抱着善良、善意的态度，赋予作品一些理想的东西，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给人带来希望。他毫不讳言地说文学就应该是劝人向善的，是改变人心的。他说：“人生总是在一个困境当中，作家有责任来认识这个困境、反映这个困境，目的是使人心不断得到改善，我认为这是文学的本质，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
对《红煤》主人公宋长玉，他是抱着理解的态度来展现这个人物的。他说，宋长玉并没有生活中的原型，但相似的矿工他是熟悉的，素材都是他长年生活积累的。有的是以往矿山生活的回忆，有的是近年在煤矿体验生活时新得到的感受、体会，再加上自己的想像力。他把自己的经历及心路历程都融化到作品中去，用心理逻辑去推动人物发展，他说这样才能“把人物写得贴心贴肺，有血有肉”。他认为作家“必须富有想像力，赋予作品心灵化的东西”。人的想像从哪里来？刘庆邦强调，想像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作家的生活、经验。“如果写作没有人生经验作支撑，就很难写出比较厚重的东西。”即使现在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每年仍要抽出不少时间去煤矿体验生活。每次到矿上，他和矿工们都“相处得像兄弟一样”。他说：“作家深入生活，不仅是为了收集素材，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积累。作家只有保持对生活的激情，才能进入创作状态。”
刘庆邦对矿工们总是怀着深深的敬意。他说：“中国矿工是一个有着特别牺牲精神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地层底下生活，付出的劳动特别大，对社会的贡献也特别大，但得到的回报却很小。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付出了很大代价，矿工是首当其冲的，他们是最值得写的群体。”有人问作家的创作到底凭什么？有人说凭才华，有人说凭毅力，而刘庆邦认为，写作要“凭良心”。他说：“我认为搞创作最终还要凭良心，凭良知。如果作家都没有良心了，像卖假酒的一样，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我觉得作家应该是最讲良心的人。”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在写作上，刘庆邦不为名利所动，一直“我手写我心”。
当问起刘庆邦为什么把书名叫做《红煤》时，他回答说，一方面确实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里面有红筋、发热量大又耐烧的被称为“红煤”的煤。另一方面，去年一年我国矿难就死了几千名矿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烧的煤里，是有矿工的血、泪、汗水在里面的。但是如果以为《红煤》是写矿难的书，那就错了。事实上，在这本书里，刘庆邦是在穿越矿难写人情，写人性。与其说《红煤》是一部煤矿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更恰当。这个深处不仅在挖煤的地层深处，更在人的心灵深处。刘庆邦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也正如此，他的这部作品才具有了打动人心深处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