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弢，凡对新文学书刊有了解的，都知道他是国内新文学书刊收藏的第一人。唐弢先生过世后，家属为使其藏书能妥善保存，将25000多册书捐赠现代文学馆。据说巴金先生讲过这样的话：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
手边这册由北京一家出版社新出版的彩色精印本《唐弢藏书》，是我在转了三个书店后才买到的。然而，匆匆读过一遍后，竟发现书中存在着大量的史料性错误，不仅令人失
望，简直难以容忍。
首先就是图文不符，指东道西。如书中第83页有关徐志摩的名作《翡冷翠的一夜》的文字解说是：“徐志摩著，新月书店，1927年9月初版”，但这里所选用的书封并非初版，初版的书封应是维基多大桥的街景。还有第85页的《骂人的艺术》，文字标明是初版，其实，所录书封也不是初版。既然是现代文学馆的资料，就应辨析清楚版本，否则会以讹传讹，造成混乱。
第66页介绍焦菊隐《夜哭》时，编著者在简述作者生平时说：“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其惟一的长篇小说《重庆小夜曲》。”这又错了，《重庆小夜曲》是1947年2月由上海中国文化事业社出版的。这样的史料性错误在书中还有一些，如第47页，编著者说蒋光赤“30年代末与鲁迅、柔石组成中国左翼联盟小组”，而上世纪30年代末，上述三人均已去世。又如第196页，编著者先讲何其芳是1937年才开始创作，随后又说他在1936年获得过《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再如第103页，编著者先说王任叔（巴人）“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与人合办《山雨》，开始文学创作”。后来又说王任叔是1923年开始文学创作。读者真被编者搞糊涂了。
书中还有不少明显的史实错误。如第82页徐志摩的《自剖》，作者生平介绍这样说：“1924年随印度诗人泰戈尔漫游欧洲。”这可错得离奇了，因为泰戈尔是在1924年4月中旬，应北平讲学社邀请来华访问。徐志摩作为北方学界代表，先到上海迎接，并陪他去杭州游览，然后一路北上，于4月23日到达北京。在京期间，泰戈尔同北京学界人士有过几次会见，还在先农坛作过讲演，观看过徐志摩、林徽音等用英文演出的戏剧《齐德拉》，参加过在女作家、画家凌叔华家中举办的茶话会。直到6月初，才由徐志摩陪同离开中国去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还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怎么变成了去漫游欧洲了呢？书中第38页，编著者在介绍汪静之《蕙的风》时，这样写道：“1922年与冯雪峰、柔石、潘漠华等结成湖畔诗社。”稍稍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柔石不是湖畔诗社成员。出现这样的失误，大概是编著者把湖畔诗社与晨光社混为一体了，这是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两个社。加入湖畔诗社不仅诗要写得好，同时还要是好朋友。尽管赵平复(即柔石)同前几位的关系不错，但当年他还不写诗，因而不是湖畔诗社成员，此事还曾使他很不高兴呢。
除去史料性错误，书中还有不少文体误认的现象，如把黄药眠的文学评论集《沉思集》说成诗集，把陈梦家的小说《不开花的春天》说成诗集，把袁犀的短篇小说集《泥沼》当做长篇小说。另外，《唐弢藏书》以图为主，说明性的文字所占的分量并不重，然而却出现大量的错、漏字。如把“滕固”写成了“滕国”，把叶灵凤的生年“1905”写成了“1954”，几乎晚了半个世纪，把《爱力圈外》印成《爱的圈力》，把《灾难的岁月》印成《突难的岁月》，《湖滨秋色》变成《湖滨秋鱼》，《食客与凶年》成了《食客与凶争》，等等等等，触目可见，不一而足。
一本仅209页、定价却50元的《唐弢藏书》，竟错成这个样子，这不仅看出编著者的粗疏和草率，也与现代文学馆这一高雅学术殿堂格格不入。造成这种情况或许是编著者没读过原作，而又疏于翻阅资料。其实，守着唐先生那么丰富的藏书，费点力气去查一下，恐不至于如此吧。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本纯属“不合格”的图书，居然发生在《唐弢藏书》的身上，假设唐先生地下有知，看到书中这么多的错谬，不知该作何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