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杭
其实有筒子楼住的人都是幸福的。理由一，筒子楼都是公家造的，而且一般都是有点历史的公家，比如机关，学校。二，筒子楼都是分来的，这样的单位只要你等到一定的年份，都会有房子分，比那些做一辈子也不会有房子的单位好多了。我曾经住过十六年的筒子楼，结婚前12年，结婚后两年。回想起来，童年的印象要深得多。我现在常常会回到那个地
方去，在梦里。
我们在那个楼里住过十多年。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房子在单位的一个大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造的。那时学苏联，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要来了，个人的生活就不用多操心了。院子里造了好几幢房子，造了大食堂，还有一个池塘，塘里养着鱼，房子是三层楼的。每层七户，每户一南一北两个套间，房间里铺着长条木的红地板。走廊是公用的，每层的盥洗室和厕所也公用，男女不分，七户人家用三个厕所，现在想来不可思议，但那时就是这样，你一走近厕所附近，里面就有人大声咳嗽。
住在那里的时光，几乎都是“文革”期间，现在回忆起来，有点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巧的是，院子的前身，解放前是我爷爷奶奶的家，父亲悄悄告诉我，院子里以前都是平房，铺着青石板，种着毛竹。我相信这样的话，他是不敢告诉单位同事的，因为我们的成份，“文革”时期就是一种灰色的底版。老巷里这样的砖混结构房子当时是很少的，就被称为“洋房”。院子里住的基本上是一个单位的家属，大家的日子也过得差不多，上幼儿园时，全托；上学了，托食堂。“文革”时，父母都被赶到“五七干校”，就拿着饭菜票自己管自己。
记忆最深的是“文革”时，因为有人不堪侮辱在家上吊自杀了，没有大人在旁边的我们，晚上就吓得不敢睡觉，一向昏暗的盥洗室成了我们想象中冤魂出没的地方。因为过分紧张，盥洗室的电灯拉线常常会被扯断，这一断，便会有更多的夜晚陷入黑暗中。
“文革”后期，楼里的人革命热情开始下降，生活的需求上升，那些凭票的食品，说起来只有几两肉几钱油，但终归比食堂的饭菜要可口些。不知谁家带的头，开始在走廊里升起了煤炉，发现煤炉的保暖性不够好，又请专业师傅打起了灶头，可以封过夜的那种。各家各户都将门前一块据为己有，垒起灶头，堆好煤球，放一张破烂小桌子，真正的筒子楼时代到来了。于是我们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炉子、烧饭，谁贪玩烧焦了饭，一层楼的人都闻得到糊味；凌晨起来排队买猪肉，买豆腐，呼朋唤友大家互相加塞；上学前偷偷抓一把邻居晒着的笋干黄豆捞一块锅里煮得半生不熟的番薯解馋也是常有的事。
再往后，总算单位想到，为这种迟来的“共产”楼加了一个厨房，从一楼开始造起，筒子楼便成了简易的公房。然而管道的配置又跟不上，夏日的白天常常听到水笼头咝咝地叫，却流不出一滴水来。抗旱的办法总是有的，各家各户的小厨房里又添了大水缸，半夜起来接水又成了大家的共同的功课。
住在筒子楼里的人长大了，后来有人上山下乡，有人当兵做临时工，在遥远的山村和边疆，想起筒子楼里的爹娘和走廊上的煤烟灶台，就像回到天堂般亲切。
筒子楼的结局大多是单位造了新房子，于是就把它让给了后面的人。
等我们成为某单位的晚辈后，到结婚分到学校的筒子楼时，一点都不用适应了。那种走廊里亲切的昏暗，盥洗室里水漫金山的常规，楼道上飘扬的万国旗又回来了。不同的只是高压锅的吱吱声和煤气灶的火焰代替了以前的煤烟。
很多年过去了，在筒子楼里做过许多稀奇古怪的梦，甚至梦见过自己行凶，但从来没有梦见过自己会开上车会住上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