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过眼
谢泳
“非典”发生后，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开始为人重视。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史也更加注意，我过去也在旧书摊上留意过
。比如1910年12月(宣统二年)，东三省肺疫流行过后，曾出版过三大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宣统三年十一月出版，非卖品)，对于此次灾难的记录非常详细。1918年晋北肺疫流行，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同样编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王承基总编纂，民国八年六月中华书局承印)，可见在当时这已成为一种定例。
“非典”过后，我在上海交大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认识了曹树基先生，知道他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回太原后就送了他。但当时没有从我的旧书中细查，因为我印象中还有一些，只是忙乱没有找到。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有人出售《中国红十字会时役医院征信录》(民国十七年)，价格并不高，而且没有人要，我就买下了。
研究中国近代卫生防疫史，“疫情报告书”和“征信录”是基本文献。所谓征信，是慈善机构接受外界的捐款捐物后，要如实将数目公布出来，以求取信于人。传统的做法是印成小册子，这就是“征信录”。一般说来，此类历史文献印数都很小，此类文献的可信度，一般来说比较真实，因为有社会和捐献者监督，造假的可能性不大。我看到的这本，是当时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编写的，除了医院的工作外，主要是捐献者的名录和被救助者的名录。
所谓“时疫医院”，也就是现在为防治流行病设立的临时医院，疫情开始时设立，结束时关闭。中国近代以来的卫生防疫体系，主要也是西来的，它的核心理念中有基督教的影响，大体是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它的组织机构和运作程序都非常成熟，也非常有效率。比如当时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医院就医者不论中外不拘贫富本埠外埠男妇老幼随时施治，病人入院后除头等二等酌收病费外，三等一律免费并无号金等各项名目”。还有一条:“贫病治愈后如实在无力还乡，由医院理事查明实在报告本会酌送船票。”
近年来很有一些人，从纸面材料上得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很好的印象，常常引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高论，其实这都是不明白纸面材料与实际事实的差距。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起过一些作用，但对这个制度的评价，必须建立在这是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基本的流动权力以后，政府所采取的一个简单的医疗救助制度。我是从那时过来的人，当时农民遇大病也是看不起的，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医疗水平很低，大病是要来城里看的，谁能拿出当时城市医院给农民看病免费的证据？所以不能以纸面上的材料来神化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
这是我读这本《中国红十字会时役医院征信录》时，忽然产生的感想。中国卫生防疫的传统可能还是要再向前看，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楷模，我以为是短视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