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1946年，因为复兴商务印书馆而受世人瞩目的出版家王云五已五十九岁了，5月15日，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长，开始踏上风险莫测的书生从政路。第二天，他在上海接
受记者的采访，在记者眼中，他虽然“须发苍白”，“而体力精神均极健旺”。他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年届六旬，还没到“征兵”的限制年龄，“国家须用余，余自当为国效力。……余不是来做官，是来做事，做事则必绝对负责。”当记者问及经济部的人事会不会有变动时，他极力赞美英国的文官制度，认为事务官应该有保障。
几天后(5月21日)，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后院的平房中，再次接受记者采访。他说自己对经济行政茫无经验，这次应召出掌经济部，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受命之后，曾在上海遍访工商界人士、经济学家。他表示，“本人来自民间，今日政府施政，自有种种困难，唯如何在困难中，求得最合理之措施，当为负责人所应尽之责任。”
5月24日，王云五只带了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等四个人，正式到经济部就职，他对全体部员讲话：“首先说为政不在多言，以能实行为当。大家都说，现在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尊重人民，切不可摆旧日的官架子。这句话绝对正确；但是实行起来，由于习惯成自然，往往不免露出本来面目。因为所谓公仆只是口头禅，不是从内心发动。倒不如另一句话，更可以有效地打动内心的思考。我所谓另一句话，便是‘易地而处’四个字，更明白说一下，就是做公务员的人常能设想如果自己和一般老百姓易地而处，将会如何作为。因为公务员来自老百姓中，最后仍须回到老百姓中；甚至同一人同一时，在甲的场合是公务员，而在乙的场合却成为老百姓。我认为公务员能够事事存着与老百姓易地而处的观念，那就处理公务，定然公允正确而迅速。比诸以公仆自居，事事奉承老百姓的，其效用将更切实。”
然而王云五的抱负在这里一筹莫展，任职不过几个月，他就两次提出辞职，直到一年后他才得以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