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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坐家20060128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1月28日02:10 京华时报

  八卦之声★陈白村

  我那一段情

  有一件事,盘桓心头多少年,始终是一个谜:蔡琴的10年无性婚姻。

  1984年,蔡琴与导演杨德昌因电影结缘,不久就结了婚。婚后,杨德昌有一番著名的表白:“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最教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的是,蔡琴欣然应允了这匪夷所思的“柏拉图式的交流”。

  放在今天,务实如我们,会觉得这是把大脑换成核桃仁才会做出的决定。可那是八十年代,民歌、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美好年代”的气氛,而蔡琴正是“民歌运动”的干将。那样百废待兴的、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里,犹如里敦·斯特莱切在《维多利亚女王传》中所说:“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需要尝试,即便是婚姻的形态,似乎都有建设性的可能。

  蔡琴做了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把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能人们招为座上客,为杨德昌的电影事业从组织上、干部上、思想上做了准备,并时不时在他的电影里客串个小角色、唱首主题歌,甚至担任美工。于是有了《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于是有了作为“台湾新电影”干将的杨德昌。

  他始终有绯闻,她始终不相信,直到有一天,由他告诉她,他早有外遇。他影片中那些残酷的、足以令人灰心的人际关系,落实在了他们中间。于是离婚,形式上的双数变成真实的单数。她有三年没有出专辑,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她的曲目里多了一首她一唱就会流泪的歌:《点亮霓虹灯》。

  她那么聪明,有什么不知道?有什么不懂得?却照样不知道不懂得。莫非世间每段情都必须令人不知不懂?都终必成空?即便再聪明也无能为力?这才是这10年情给观者最大的打击。

  她张扬她的悲伤———她有这个权力,却闭口不提真相———例如,他的外遇到底是怎么样的外遇?香港演唱会上她点到为止:“该离的婚,离了;该开的刀,开了;该减的肥,减了;该穿的新衣服,穿了。”台下无不为她的隽语鼓掌欢呼。却没人知道,情歌千阕万阕,不过都是别人的心事。唱情歌,犹如穿戏服,而她那一段情,唱给谁来听?春风,替我问一问。

  厨房机密★胡元骏

  禁烟运动

  曾看过一篇文章,在厨房里抽烟是厨师十大恶行之首。不知道这是哪位大仙评的,还真挺有见地。

  厨房里明令禁止吸烟,但正、副厨师长加上个别主管级厨师名正言顺地在厨房里抽,早已见怪不怪。如果你到某厨房找厨师长,看到手里坦然地夹着一支烟卷的人,尽管过去好了,一定错不了。我学徒的时候,烟瘾上来了就曾发誓,等我当了厨师长,非搬个凳子坐厨房中间跷着二郎腿抽不可。

  真当了厨师长,才发现曾经的誓言是多么幼稚,在厨房里抽烟危害是巨大的。抽烟本身的危害自不用说,而且边工作边抽烟,烟灰很容易就散落到四处,尤其是夹着烟卷经过炒锅的排风口,指不定烟灰就飞到哪个酱料桶里去了。这还算好,若是忙起来,没掐灭的烟头随手一丢,造成火灾可就是大事了。

  但习惯成自然的事要一下改过来也有难度。过去大家一起,抽烟还需请10分钟假到吸烟室去抽,对厨师长羡慕得不行。这下我当厨师长了,不说通融一下,反而事儿事儿的,什么意思啊。

  对此,我也挺为难,只有以身作则。抽烟我先去吸烟区,并且有意无意地叫上一两个主管一起。时间长了大家也就理解了。

  不过说实话,大厨们都很给面子,反倒是一些学徒躲在厨房的角落里偷偷抽烟防不胜防。但我很理解他们,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若让他们请假去吸烟室,一来不好意思开口,二来是师傅可以离开厨房,徒弟必须要随时在厨房待命。对他们,我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现抽烟的我也是给个暗示,现在的孩子逆反心理都强,你要真公开责骂,效果反而不好,不如智取。

  有次我远远地发现小刘坐在冰库边上的架子上抽烟,便若无其事地过去,小刘见我,慌忙把烟头扔了,要从架子上下来。我把他按住,让他坐着多休息会儿,因为我发现小刘居然没穿袜子趿拉着工鞋,正有节奏地晃来晃去。我一阵窃喜,拾起地上还燃烧着的烟头,趁他不注意,塞进了摇晃中的鞋里。然后,我打开冰库的门大喊,小刘,快来帮忙。随着小刘双脚落地,只听哇呀一声惨叫,他整个人都快飞起来……打那以后,厨房里偷偷抽烟的现象基本杜绝。

  湖边记★江川澜

  永结无情游

  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一个法语系的女孩子。肤色很白,睫毛很长,又喜着白衣白裙,念书时节,维持这种衣着是时间的奢侈。女孩有一种暮气沉沉的沉重美丽,尽管时时可见英俊可人的丈夫挽手陪伴。

  那时我们都在忙着毕业论文。她选择的是叛逆的兰波,是一位早逝的天才,曾与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同性恋爱。选择诗歌做毕业论文是比较危险的,毕竟诗不如小说那样容易翻译和评论。我也很佩服她,对音韵的敏感一向是知识分子的标志。兰波的《地狱的一季》是她送给我的一本书,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个书名俨然谶语,几乎是她命运的写照。

  一个夏季她去找外教谈论文,红酒和《情人》的原版电影把她留下来了。那只兰波的醉舟,就此跌入地狱。她向丈夫坦承,得到的是永不原谅,他们从此分居———但是人前的亲热是维持的。毕业论文的压力和感情的困扰,终于有一天我听说,她拿着一把刀到单位去找丈夫。

  她形单影只了。她的故事野火一样地烧。那时喜欢自命“洁白如鸽子”的年轻孩子,是不太能以平和之心和她相处的。我以后读到希腊哲学家斐洛的那句话:“在你身边擦身而过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和善地对待,因为他们很可能都正在打一场人生大战。”就想起她的装束和举止,遭受的冷遇和嘲讽。

  她仍然是毕业了,毕业前夕她到我的房间,过往瓷器一般的脸上有了斑点,人也消瘦,她低低地说起那把刀,她在轮渡上扔到了江心。毕业后我再也没听说过她的消息,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扔掉了那个缠绕她那么久的重负。

  我是很晚才喜欢上歌剧。有一天,我看了一次现场。当歌剧宏大的场景展开,身着累赘华服的歌手,看着指挥,记住正确的乐谱,配合好乐队,开始以厚重高亢的声音咏叹爱情、生命、死亡……我忍不住感动起来。这是真正的肉身,近于肌体而受命于理智。

  而她,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平衡自己的欲望与日常生活?即便有道德的重负,为什么不能跟随生活的节奏,照样完成自己应该唱完的那段曲子,而不是精神崩溃。我又想起李白的《月下独酌》:“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域外杂记★刘媛

  八张罚单

  最近巴黎有一个很受瞩目的新闻。一个冷风扑面的黄昏,消防员贝希尔参加完晚会和朋友驾车返回。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说:“我在13区

意大利广场上的红灯前停了车。一辆国家警察的面包车也在我的车旁停下来,警察命令我马上靠边儿,交出身份证等候处理。半个小时后,警察拿来8张罚单。罚单上指明违章行为发生在5时29分到5时39分。8种违章行为是:闯红灯;坐在车后座的两名乘客未系安全带;超速;汽车登记牌未保修好;区别标志A未贴在车后明显处等。处罚是:606欧元罚款,驾照被扣8分。”贝希尔继续说:“我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就走了。”他虽然承认闯了“深色黄灯”,但“除了安全带未系以外,其它的罚款都十分荒诞。”贝希尔认为,标志A用透明胶粘在汽车行李箱的后玻璃窗上,数百个年轻驾车人都是这么做的。汽车登记牌只是有一个角略有脱落。最后,他说:“我的车速是他们口头认定的,没有任何测量工具。”

  维护司机利益的律师认为:“为什么警察突然决定给他全面开罚单?以前,警察处罚严重违章行为,其余主要是警告。难道是业绩奖的神奇效应?镇匪大队逮捕的罪犯越来越多。警察开的罚单越来越多。”巴黎警局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解释说,警察不过是执法。不过他们也承认,驾车人如果态度不好,警察就不太宽容。

  2月之前,贝希尔事件将在法庭上终结。最近,巴黎的司机们普遍反映自己收到的罚单明显减少,人们也发现路上秩序也好了不少。

  正在白话★郑平

  从马甸桥到安华桥

  马甸桥与安华桥是北三环上两座相邻的立交桥,前者在西边,后者在东边。要命的是公共汽车站设置的地点极不讲理,马甸站与安华桥站通常都放在一起,问售票员去安华桥怎么走时,答曰:下车后往后走一点。若问的是马甸桥则回答下车后往前走一点———倒是没错,车站就在两座桥之间。

  那日,我与当时的女友相约下了班在安华桥见面,左等右等不见人影。那年我别说手机了,连BP机都没有,眼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傻等之外也再无别的办法,在报摊上买的三份报纸连广告也一字不落地看了三遍,还是不见人影,就渐渐地担心对方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于是就下了桥,顺着三环路往前迎。走到一处公共汽车站时才发现自己犯了错,我等人的地方并不是安华桥,而是马甸桥。

  那天,女友也在安华桥傻等了我很久,不过人家毕竟比我聪明一点点,猜到大概是对这一带不熟的我可能是找错了地方,也顺着三环路往前找我,但悲剧在于我是在三环的南边,而她也在三环的南边,两个人很守规矩地顺行,于是就像自行车追逐赛的运动员那样绕着圈互相寻找。原本是约着晚上一起吃饭,但等到我们终于互相碰上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女友不仅善良体贴而且安分守己,对于我近乎弱智的错误不但没有半句怨言,安慰我半天,然后只说怕回去太晚对爸妈不好交代,于是两人饿着肚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安华桥与马甸桥两座桥修建的时间相同,模样也一样。北京城大兴土木的年代,标志性建筑并不像今天这样多,比如,一张有很多新楼房和立交桥的照片,说是复兴门附近,有点像,说是建国门一带,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所以,当安华桥西北角那座像个巨大的

高尔夫球一样的中国科技馆拔地而起,我几乎是以一种阅尽沧桑之后的欣喜一天一天地注视着它竣工、装饰到开放。

  值得庆幸的是,那次我极为老土的错误虽然可能动摇过我在那女孩心目中的形象并进而可能导致过我们之间关系的波动,但更为严重的后果并没有出现。许多年后,我经常带着另一个小女孩到科技馆去,或玩翻斗乐,或在那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里看穹幕电影,再也不会找错地方。这个小女孩是我的女儿,而当年那个让我傻等在安华桥上的女孩就是她的妈妈。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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