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民山人
福禄寿三星拱照华夏文明五千年，福字当头，统领全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礼记·祭统》有个说法：“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有五福的说法：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马一浮先生解释“五福”为“盖福者，即是德相；德不具，不可以言福，故五相中唯‘攸好德’备摄诸胜相。”
然后说明长年不是寿、多财不为富、长健未必康宁、尽其道死者方为正命的道理。这种福与非福的人生要义，以福为中心涟漪般地展开人生百相，相形之下，西方人生诸愿就太欠考虑了。
愿望与现实总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问题出在“福”的实现的可行性上，作为一种民众心态的诉求内核，既已涵盖诸多元素和精神层面，要求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越低。“祈福”是一种与宽泛意义上的“诸神”讨价还价的活动。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在这种活动中，也调整着祈福者的心态，不断完善“福”的定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在赣南山区参加一个婚礼，主其事者为寻找一个“全福”之人，很费了一番考虑。在这里，钱多不算、官大不算、寿高也不算，必须有子有孙、父母双全，当然也不能太穷，不能病怏怏的，这很有点“福”的古义：福者备也，也很符合“五福”的规范。不知全福之人的入选标准现在有没有修正？
祈福心态，有一个农业文化背景。我们试从文字的演变的角度来寻求先民们对理想追求的路径。
福，按《说文》，“福，佑也，从示”。但在甲骨中，福的写法都与祭祀有关，是一种双捧酒器献于祭坛前的形象。到秦汉之后，则明确书写成“一口田”，“有一口田即谓有福”，这种变化，与农耕文明的成熟或是巧合，或是有内在关联。
与“福”字相似的是“富”，福也可作富，《说文》中定义为：富，备也。
很有意思的是，田字本身的现代意义也与上述分期相近。在甲骨时代，田的写法有诸多不同，大致如“网”状，其中三横四横没有特别讲究。古田之义，是作“打猎”，“田者，猎也”。到后期文献中，“田”字方作今田，“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由渔猎文明过渡到农耕文明，在文字上留下这么鲜明的印记，不得不让人们为之惊叹。中国人对祈福的强烈愿望，也反映在文字符号的象征意义上：导致有百福图，连不入流的蝙蝠也因谐对了音而成为吉祥之物。祈福的一种现代形式是讨个口彩，所以6与8之类就成了吉祥数字。
中国文化的礼仪性特色，也在“福”中反映。福字左边为“示”傍，作祭祀，是神台祭坛的象征。中国是礼仪社会，行使礼仪政治。拥有了土地，能在一个礼治环境下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动荡、暴力之下，应该说是生民有幸了，这也构成了完整的、上下兼容的幸福观。而人生之不幸，也往往来自于二者失衡，上层和下层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是一种不幸。
中国的农业经济形态造成了中国农业文化追求恬静安逸、安土乐居、稳定安宁、安于现状的生活观。康宁是“五福”之一，适可而止、自得其乐、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与土地打交道的结果。土地与幸福密切相连，很典型的故事是：种地干嘛？产粮。产粮干嘛？卖钱。要钱干嘛？娶媳。娶媳妇干嘛？生娃。生娃干嘛？种地。这个小循环里化简了中国普通农民的一生，而其起点与终点都与土地不可分离。
回望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五千年，中国人苦得太久了，渴求一个“福”字而不得。这个民族应该从历史的重负中走出来，从农业文化背景上增添一笔现代化亮色。是时候了。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祝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