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乐山人
1
那年是1953年。那年春节我满10岁，大年初一早上，刚睁开眼，外婆就来到我的床前，一脸喜气：“快起来，看看舅舅送给你的礼物。”她边说边把手伸向我枕头底下，但是
，她什么也没摸到，“咦，袜子怎么不在了？”我哈哈大笑，把脚从被窝里伸出来，新袜子已套在双脚上了。外婆有点奇怪：“你怎么知道枕头底下有双袜子？”我得意地说：“妈妈告诉我的，昨晚睡觉时我就穿上了。”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收到新年礼物，而在此之前，我穿的袜子都是外婆手工缝制，和少林武僧脚上的一模一样。
2
那年是1960年。那年的年夜饭不但有干饭，还有馒头。母亲在饭前宣布说，这一年你们没吃饱过，今晚这顿饭可以放开吃。那天晚上，我一口气吃了五大碗干饭，并且未雨绸缪，悄悄地藏了几个馒头。春节过完了，父亲和我谈话，批评我太不懂事，把外婆准备祭祀先人的馒头拿走了。父亲还说，其实，外婆、他和妈妈都知道是我拿走了馒头，但谁也没有揭穿，而为了这顿“可以放开吃”的年夜饭，外婆和妈妈有近一个月天天三顿只喝菜汤。听了父亲的批评，17岁的我惭愧不已，懂得了长辈的爱意和生活的艰难。
3
那年是1965年。那年春节，参加“四清”工作团的我不能回家，因为上级说越是过年就越要学习领袖著作和文件。春节的那天早上，工作团谢绝了贫下中农送来的汤圆，每人只吃了一碗比平时稍稠一点的稀饭。尽管如此，大家仍十分兴奋，因为充足的“精神食粮”让我们心明眼亮。
4
那年是1968年，我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罪名是“莫须有”。那年春节，我是在一间小小的隔离室里渡过的。一个人坐在窗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万念俱灰。春节过后，我戴着“罪行”的枷锁被发配远方。提着行李，形单影只，走出校门。见行人匆匆，而我却不知路在何方。
5
那年是1969年。那年春节的前几天，父亲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和母亲及小弟小妹一起被赶至苏北农村一个偏僻的公社。他们去的时候，我正在远隔千里的农场里“接受再教育”。那时，“年”不叫“年”，而“春节”简直就是“四旧”的同义词，所以，不想忘记“春节”的人们在“春节”前面加了三个字的“前缀”：“革命化”。“革命化”的意思就是从年初一到年初三照常出工。所以，那年春节，我和我的同学都“革命化”了———在朔风中举着旗帜和语录牌“战天斗地”。
6
那年是1973年。那年冬天，我结婚了。春节那天，刚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校长特意来到我极为简陋的新房为我俩祝福。那年那月，天下只有一个人为我们祝福，所以，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他。
7
那年是1979年。那年春节前夕，校长找我谈话，他从抽屉里拿出我就读的那所大学党委发来的“平反通知”交到我的手上。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涕泪纵横。人生苦短，悲喜良多，面对这薄薄一纸平反通知，真说不清是悲是喜，该哭该笑？那年春节，我喝了许多酒，长醉不醒。
8
那年是1981年，儿子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寒假时，他当上了“三好生”，高兴得不得了。春节那天，儿子穿上新衣吃了汤圆后，坐在小凳上摇头晃脑地读课文。当他读到“金黄色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时，突然扭过头来问我：“爸爸，人不是两只眼睛吗？为什么书上说‘一眼望不到边’？”我记不起当时是怎样回答儿子的，因为这修辞的奥妙至今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清楚地记得，听到儿子发问，我很得意，他会思考了。
9
那年是1984年。那年春节，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家探亲时结伴来看望我。看到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向着自己的理想飞奔而去，和我二十年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欣喜的同时又非常羡慕：时代进步，你们真幸福啊！
10
那年是1989年。那年春节，家里添置了彩电，而且还是18吋的，这是我婚后最大一笔固定资产投资。尽管价格不菲，用去了我全部存款的70％，但全家人为之高兴，特别是太太，她以专业的眼光和领导的口气说：“好！好！每个画面都和彩照一样。”
11
那年是2000年。那年春节，我闭门谢客，一连五天，学会了在电脑上打字。年初六，我在家举行汇报表演，一分钟可敲出七十到八十字，得到儿子的喝彩，只是妻小声嘟嚷：还要不要眼睛哦？
12
那年是2003年。那年春节，高83级学生举行毕业二十周年聚会，请我这位当年的班主任出席。学生热情地要我讲话，我高兴地说：“我只讲两点：第一，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第二，希望像那歌词唱得那样，‘二十年后再相会’。”众人鼓掌，那天，我未能自持，又喝醉了。
（夏天／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