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游记陈希我
连接大众与名家的桥梁
我想他们回去写考察报告，一定少不了这样的词。他们甚至还可以作报告，开讲座，写游记，向国内人介绍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游客，他们也有舒
服的一面，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共患难。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事事自己来做，被搅到日本社会的漩涡里。
从“万国旗”找中国人
在东京，要找中国人住处，就找“万国旗”。花花绿绿的衣服串在竹竿上面，往对面，不管是屋顶，还是窗户，还是阳台，架过去，好像一个国家在对外扩张。
中国人住房的另一个特点是鞋子多，占满了玄关、楼道，甚至到楼梯口。有人无法通过，便干脆从鞋子上踩过去。早上楼的人的鞋子被晚上楼的人踢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男人的平底鞋被踢翻了身，脸朝地趴着，一副可怜相；女人的高跟鞋不容易翻个，被踢得撅着屁股侧卧着，现着几分轻佻。蒙着灰尘的鞋面反而被脚印擦得光亮了，而原来光亮的鞋面，又往往被踩个大花脸。遇到心胸狭窄或者肝火旺盛的，干脆把鞋子一脚踢到别的地方去，鞋子的主人穿鞋子时，就单脚独跳，骂骂咧咧地找。而那鞋子有的被踢到楼下玄关，甚至已经到了路上，惹得日本老太太弯腰拾捡，拼命寻找失主。因为日本人已经养成了拾金不昧的习惯，在他们的思维里，这一定是哪个人不慎遗失的。
很久前在大巴上，见前头座位上有几个后脑勺，上面全都桀骜不驯地翘着几根头发，公鸡尾巴似的，不像日本人。再看看他们的穿着，虽然也西装革履，但是大敞开着的西服内，穿着羊毛衣，鸡心领的，领带就揣在那羊毛衣里，再加上肚子大，那羊毛衣就显得分外宽阔了。我曾经在电视上看中国出访官员大多这么穿西装，有的甚至羊毛衣还是夺目的颜色。我认出来了，他们也是中国来的。而且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我见过，那一年在皇宫前的广场流连，蓦然一阵吵闹，惊异转头看，一队旅行团从广场横穿而过。操着中国话。服装是穿得地道了，但是吵是一样的。莫大的皇宫广场，仅这二十几个人，就有能量让它的空气躁动起来了。
这些人也吵，车上的日本人不住地回头讨厌地瞧他们。路上堵车，我们心里急，因为下午还得赶去学校上课。但是也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于是就跟他们攀谈了起来。他们是考察团，来日本考察的。但是他们谈得最高兴的是玩，怎么玩，哪里好玩。我明白了，他们是借考察之名出来玩的，一如那些借考察之名出来打工的一样。有很多偷渡无门的，或者没胆量偷渡的，或者年龄大了的，就用考察名义办来日本。我身边就有一个薛桑，是福建福清的农民，字没识几个，顶的是一个处长的名额，所以我们大家都开玩笑叫他“处长”。他也应答，挺得意。反正是成功来到日本了嘛！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混个处长当当。有时候他也在日本人面前说自己是“处长”，说相当于日本的“部长”，把日本人噎得，说:“中国的部长就这水平？”简直丢脸。但是薛桑却说:“这有什么？如果我运气好，上通天线，也许还真能弄个什么职务当当呢！”
薛桑这样的“老东京”
但是薛桑们也别不服气，他已经是“老东京”了。而那些到国外考察的(也许他们中就有“处长”)，问他们去过哪里玩了？“银座！”他们首先说。整一个土鳖。不了解东京的人，就知道跑银座，就好像外地人去上海购物，就知道去南京路。其实银座有什么？招牌罢了。我们就告诉他们，要去新宿……他们马上说:“新宿去过了，歌舞伎町，红灯区，我们都看过了。”我们笑了:还是一群土鳖！也难怪，他们是公派嘛！他们也只能这么着。他们有人接待，高高在上，听那些达官贵人讲套话。他们走马观花，还能深入到哪里去？社会啊，制度啊，文化啊不同什么的，是他们嘴上经常会出现的话。我想他们回去写考察报告，一定少不了这样的词。他们甚至还可以作报告，开讲座，写游记，向国内人介绍日本社会、日本文化。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作为游客，他们也有舒服的一面，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共患难。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事事自己来做，被搅到日本社会的旋涡里。我们会在乘电车时突然记起瓦斯费还没有去交；我们需要盘算着哪里的房租更便宜，住房条件又好；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经济不景气消息，我们也会胆战心惊，这里的一切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看着JR电车职工罢工，我们不能出行，和日本人一起被阻在车站公话亭前排队给公司学校打电话请假，我们心里也不全是抱怨，也有同情；看着一个个会社倒闭了，我们感到的是兔死狐悲，要是我们没有了工作，我们靠什么生活？拿什么交学费？看着地下通道上越来越多的乞丐，我们会想:今天是他们，也许明天就轮到我们了，也许我们会更快被轮到，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取缔外国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天外务省一个对策，明天文部省一个严格审查，后天警视厅一个外国人犯罪案件，眼看要呆不下去了。怎么办？薛桑怎么回去当“处长”？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第三国，继续流浪。
陈希我，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抓痒》，小说集《我们的苟且》，现居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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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