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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喜欢的《书城》杂志中，有北大学者韩毓海名字的文章我是必看的，一方面因为相熟已久，另一方面还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就断了联系，只在一些学术论争中看到他的名字与文章。关于他的信息，就只有通过《书城》上的文字了解了。循着文字的踪迹，知道他这时去了韩国，那时又到了迪庆丽江，知道了他之所思所叹，落到笔端还是那种很爽
透的感觉，于是便像有了与他对面聊过一次天儿的快意。所谓相忘于江湖，大概也就这样吧。
今年春节，拿到他的新随笔《天下———江山走笔》（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翻阅，竟大都是《书城》上发过的文章，首先的感觉是亲切，第二个感觉还是爽透，北方艳阳下秋风吹过的爽透。敢于以“江山”“天下”来命名自己的书名，那种纵横天下指点江山的气魄，像他这样年纪的大概不算多了。这个年头，如果不是那种很追潮流的时尚观点，能顾左右而言他已经算是心中有数了，谁还会像他，顶着个新左派的名号，还这么不掖着藏着，一路爽直地言说到底。
我非学术圈人，也同时不知道这些收在《天下》中的文章，是否都会被归为“新左派”类写作，引出一圈观点论争的涟漪。作为一种个体阅读，我关心它所提供给的东西是否会激活我的思考，或者让人击掌一叹，或者让人想站起反击，就这本书来说，两者都占全了。
韩毓海的文章从来都给人以历史、地理与人文、政治的综合向度，他的笔触在现实与历史、中国与世界之间大开大合，但落脚又不那么凌空蹈虚，笔端总有故事，胸中时有深情涌动（尽管有时深情得缺乏节制）。收在《北国风光》、《西北望》中的文章都是在讲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均势之道，但里面气象万千，俨然一部长城内外上下千年的历史。也就是在他的《大雨落幽燕》中，我好像第一次了解，北京其实是座以水结构起来的城市。虽然历史上多遭万劫不复之难，但是北海公园、颐和园旧址奇迹般地保留，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贯穿北京南、北的水利工程源头。而历史上鸦片战争的失败，他也给了一种迥异于通常“落后必然挨打”的说法———大清并不是不富，而是不强。
有意思的是，韩毓海在他的江山走笔里，多次慨叹的美丽江山中，也有时下小资们喜欢的地方：云南的香格里拉、海上繁华梦不尽的夜上海，不过，想要在他的文字中得到那些风花雪月式的共鸣，那就等于自找没趣。像许多喜欢用“告诉你一个真××”的语式来棒喝的作者一样，韩毓海也喜欢用另外的史实，呈现更具家国意识的香格里拉。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冲突的陆上“地平线”，我们就不会了解云南、西藏在西方人眼中为什么具有如此高的地位。而对于无数时下流行的上海叙事，他也“不合时宜”地点出：成就上海的，可能不是白玫瑰红玫瑰之类，很有可能是新版《雷雨》中，那被边缘化、弱化了戏份的鲁大海。用同样的小说与电影，印证不同的事情。于是张爱玲、王安忆们的小说、侯孝贤、张艺谋们的电影，都因为韩毓海的解读，而走上了另外的历史样貌。
也许这样的提法与观点，在当下不仅是不合时宜，而且有些惹人不快，喜欢做轻松阅读的读者或许会说：电影就是个娱乐大众的电影，小说也就是供人消遣的小说，干什么非要把个小资们喜欢的东东拆出个不小资的样貌？但也许这就是韩毓海们要做的事。在曾经的一本《摩登者说》中，他就用一句话回答了一位姑娘的质疑：他说：“天下事皆孕于道，我们读书人不从字缝里找出些道道来，用什么改造世界？”十年前读这样的答话，以为这只是他与姑娘的套瓷之道，现在对照着这本书读，却知道是心里最真实的志向。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一介书生，对于经常萦回于心间的江河日月，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江山有思”的文字吧。本报记者孙小宁
实习编辑：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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