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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奥康姆剃刀”检验小说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2月13日09:54 南方都市报

  本期主题

  《生死疲劳》

  莫言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版,39.00元。

  评审标准

  ★★★★★很好,令人手不释卷

  ★★★★好,但缺点明显

  ★★★一般,没有惊喜

  ★★失望

  ★很失望

  评鉴:林扶叠(本报书评人)

  评分:★★★☆

  如同以往的所有作品一样,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同样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故事性强,细节生动,部分段落有着淋漓酣畅的文字美。然而,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生死疲劳》也是一部臃肿的小说——莫言有着宣泄文字的癖好和雄心,除了《红高粱家族》、《檀香刑》和少数几部中篇,他尽兴地运用自己的文字才华和说故事的能力,企图塑造一个强悍、雄辩的小说家形象。在文学发展史上,这种强悍与雄辩,曾经是经典小说家拥有的特权,诸如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这种强悍与雄辩,其背后必须依赖一整套“哲学”体系的支撑,作家必须有着足够的思维能够把握、控制、重塑其生活的时代。莫言不具备成为一个经典小说家的素质。固然,他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好的“说故事的人”,故事说得顺溜、熟练而且滔滔不绝,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累赘。

  奥康姆是一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他的一句名言“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已经成为科学和哲学领域的一条定理,这就是著名的“奥康姆剃刀”。将这句话转化一下,应用到文学上:如果一部作品运用了某种特殊的方式,则须对该方式进行必要性方面的检验。

  从外在形式上看,《生死疲劳》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回目”上。《生死疲劳》的这一特殊形式,用莫言自己的话说是“部分地实现了向伟大的中国传统小说回归的愿望”(面向“伟大的中国传统小说”摆POSE,不仅莫言,很多中国作家都已经把该问题纳入了议事日程。该问题的诞生,一方面固然出于文学写作的本土资源的考虑;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承认,该问题实际上是最近几年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一种表现,它和读经尊孔等等,都是一个社会性问题)。那么,这个“回目”在《生死疲劳》中是否成立,是否必不可少?首先,“回目”由上下两部分组成,是小说章节的提炼,它要么表达出该章节的两个故事,要么呈现该章节的故事冲突双方,它必须是均衡的、对峙的。以《生死疲劳》第一卷第三章为例,“洪泰岳动怒斥倔户,西门驴闯祸啃树皮”。在该章中,西门驴啃树皮是随后故事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也非冲突的中心内容,更不在该章节的各种冲突中占据优势篇幅。固然,该章充分表现了莫言迅速调动小说人物、转换冲突的技巧,但在章回小说中,冲突集中,回目才具有意义。另外,在该回目中,“倔户”这个词非常生硬,或者是方言,或者是生造,而回目构成的一个要求则是通俗与程式化。就整部小说来说,回目的设置,缺少与其相辅相成的元素,诸如语言的古典化、结构的一元性、冲突的惟一而且延续,因为孤立而可以被一二三四章所取代。

  该小说的一个特色是所谓“六道轮回”,轮回主题在文学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故事的讲述者身份。遗憾的是,莫言在小说中采用了轮流讲述的方式,小说有着两个“说书人”。如果说以西门闹的各种动物身份讲故事为小说提供了足够新颖的视角,那么以蓝解放的身份所讲的各个段落,则无疑是失败的,不协调的——当然,对于莫言的构思来说是必要的。他企图在小说中同时呈现西门闹的“冤屈”和蓝脸的“倔强”,而在小说中,这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像硬拧在一起的麻花,由于不是同根所生,不是加强了冲突而是分散了冲突,使二者在小说进展中的各个桥段呈现为无厘头的碎片。

  从形式上来说,小说最失败的是“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写道……”这一套路。莫言在该小说的出场,是说得过去的,而这些片段的引用,则很生硬而且莫名其妙,除了说明小说中的莫言是个小说家之外,说明不了任何东西。而小说中的小说家莫言以及他的少年形象,对该小说的情节发展又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在任何一出戏剧中,都不会允许跑龙套的喧宾夺主。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结局与开端”,以莫言为说书人的段落,则是整部小说最面目可憎的部分。一方面,语言干瘪,强弩之末的颓势尽现;另一方面,小说设定的人物结局,充分体现了“作者之恶”对一个好故事的损害。所谓“作者之恶”,意指作者出于个人趣味,而对小说造成进行的伤害。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论述。

  《生死疲劳》的两个神话

  评鉴:刘天昭(本报书评人)

  评分:★★★

  以我俗套的眼光来看,《生死疲劳》这书里,经心或不经心地,在写两个人人都逃不掉的神话,一个是生命力神话,另一个就是时代神话。

  如果不是我读者多心,那么作者对生命力这个抽象主题的塑造,是有意识的。这种东西通过对驴、牛、猪、狗的生命体验的幻想,表达得更直露一些。那些动物虽然有人的记忆和理解力,有好几辈子的叠加,可是因为它们还被作者赋予了一种更纯粹的动物性(就是没掺和咱们人类的那些“社会”生活的乱七八糟的事儿)。作者用了可观的篇幅来描写驴子的性欲和性感受,牛被红旗蒙住的疯狂,猪吃奶的快乐。动物感是神秘的,有冲击力的,搭配上暴风骤雨的时代故事,就有了那么点交响乐的感觉。

  当然还有人。看这书你会先感受生命力的冲击,然后才是时代故事,就是因为,与其说人的性格是被时代遭遇所塑造、扭曲和激发,倒不如说是,人好像是憋了一股子劲道要到处找茬子。人是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所谓的社会生活中)喷发生命力的。或者是人的生命力中那股子惟恐天下不乱的躁动,配合了时代大戏。

  可是让人遗憾的是,这书虽然还算酣畅强烈,却也让人觉得生命冲动给简化得太厉害了。好像那时候看电影《英雄》的感觉,一匹一匹的彩色丝绸泼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被愚弄了,就觉得那底下再没层次了,很虚弱。《生死疲劳》这小说,刚看的时候觉得里面的人物或者畜生,都很有生气的。看着看着,便觉得这生气嫌浅薄了。中间的好几个角色,乍看起来性格很不相同,仔细看去却都共享同一种执拗。除了西门闹投胎成的各种动物,还有蓝脸,还有西门金龙,西门宝凤,还有黄互助黄合作,还有蓝解放和庞春苗,他们都让人觉得在心里某处攥了个拳头,就是不肯松开。生命力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吗?就只有执拗而已吗?喜怒哀乐中可能细小却能打动人的力量,都被粗线条大色块蒙住了,隐约看得见,却仍嫌质感不够。

  《生死疲劳》第一句话: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看着就惹人怀疑,难道是要用个人遭遇折射新中国的历史么?但是我很警惕,我想这可能是自己小时候在语文课上落下的毛病,凡事都要向时代大命题靠拢。

  故事有两个讲述者,一个是不停投胎记忆连贯的西门闹,另一个是一个同样出生在1950年元旦的普通人蓝解放。在第二章的结尾,驴子(带着西门闹的记忆的驴子)对蓝解放说,“我们都是新时代的产儿”。

  看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作者果然也是要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不过是使用“生命”和“土地”这样的笔触,来铺展时代画卷。不知道这个概念设计,是成心而制,还是偶然巧合。这想法并不要求什么特别的想象力,不过是作者用他的一个习惯笔法来处理我们时代作家都要面对的一个题材。生命、时代、土地,这些概念可以说是俗气的没新意的,摆明了直写倒也大方。只是,仔细地想一想,技术地处理起来,这笔法对这题材的扭曲还是很严重的。

  读前面那些故事,并没有觉得什么严重的失真。因为根本不用真实感受来要求它,就是一张非常风格化的画,我们不指望它像照片。但是读到现在的时代的时候,那些不得不出现的生活细节,却又是真实的,像照片一样的。于是那个风格就给破坏了,因为那些个人的真实体验会被那些词语激活。那些相应的画面就会在阅读中浮现出来。这个时候再看那风格化的抒情体的讲述,就会觉得虚假,或者至少是不和谐。

  都说这章回体,是对伟大古典小说的呼应。古典小说,我没见过这样的,以充沛的直露的情感覆盖全部情节。这是一个尝试,并且揭示出一个困难,就是过去可以被神话,现在却不能。更进一步地就是,作家要怎样描述现在?存不存在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让小说显得更诚恳更耐心一些。

  我们在大街上看人来人往奔波劳碌的时候,可能也不需要特别辗转地自我暗示,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徒劳和徒劳的悲怆。没错,我们是可以用土地的、生命的、有点古老神秘的、有点大自然全宇宙的那种眼神,来看待生活,我们经常也这么干了。但是那个东西,它确实只是间歇性抒情,它不能统筹繁复微妙细致的社会生活,无法覆盖。其实我也不相信,作者本人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他所写的那个样子的。真的让人怀疑,他是被一种技巧、一种写法,或者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设计,胁迫了。虽然他写得很顺畅,据说写得非常非常快。

  在某种很初级的意义上说,这小说呈现出来的意象和面貌,是美的。但是这美不够有耐心,有一点粗糙的力量,看久了却让人厌倦。全看你期待的是什么了。如果你期待的是语言快感,或者是风情画卷,那这小说还不失水准;如果你期待的是被同时代的一个感受者来安慰,那还是多少会有些失望的。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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