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我们是在黄昏时刻到家的。从车窗里望见系着抹腰的母亲，孤单地等候在院门外的那一刻，我第一次发觉，一生中最先学会、叫得最多、最了不起的称谓，竟然无法叫出声来。是女儿趴在怀里，冲着奶奶，响亮而又深情地替我叫了一声生命中最爱的母亲。母亲灿烂的笑容，分明是冬日苍茫中最美丽的景致。我的心却紧得很，阵阵酸楚直往眼底涌：国庆节
放长假我们曾经回来过，才3个月时间，母亲又老了，老得格外厉害。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去看女儿绕在奶奶膝前撒娇并撒欢的模样，只用耳朵去听她们一声声好奶奶好孙女地相互叫着，相互说着我好想你呀。在听来的这些动静中，让我略感宽慰的是母亲的笑声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在女儿的亲昵下，透露出一丝逝去多年的娇媚。
家里人都晓得，母亲过分的苍老，主要原因在于父亲。81岁的父亲在所有事情上越来越任性而为，完全是被母亲宠的。父亲将自己可以有些作为的岁月，全部献给了他曾百般信任的乡村政治。如今看来，父亲这辈子从未弄懂过什么是政治。离休后第一个十年，父亲结交了一批钓鱼的朋友。第二个十年，父亲不能钓鱼，只能打些小麻将，于是就有了一批老赢他钱的牌友。第三个十年开始后，父亲的体能只够在院子里养养花，仅仅剩下两位爱花的老朋友就成了必然的事。于是，已到了“现在的事记不得、过去的事记得清”阶段的父亲，就用那貌似清醒明白的糊涂，开始了对母亲仿佛不近情理的导演。越来越靠潜意识生活的父亲，迫切需要有人来出演往日工作与生活中相伴过的那些角色。譬如他不让母亲洗被子，母亲没有听信，父亲便夺过被子，放到砧板上，用菜刀剁得稀烂。譬如，锅里的饺子煮好后，我让儿子和侄子像请示工作一样去问他吃几个饺子，几经反复，他才哼了一声说：八个。那样子十分像小时候看战斗故事片，日本鬼子伸着手指比划：八路？
母亲是天下最常见的那种任劳但不一定任怨的妻子，心里有委屈，就会在儿女的面前一一数落。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饺子，心中塞满了母亲这辈子太多的辛苦辛劳和辛酸。不由得，我们也会跟着母亲抱怨父亲几句。然而，母亲往往不给我们哪怕一丁点的过渡，只要父亲那里有任何动静，她便即刻赶过去，那种敏捷与由衷，让满屋子的晚辈每每自叹弗如。
与太太一起感伤的话让女儿听去了。熟睡之后，她像大人那样长叹了几声。第二天，我抢先起床，打算做一顿早饭给母亲吃。正在忙碌，母亲出现了。她笑我这么多年没烧煤了，还能记得如何生煤炉子。我也笑，却没有说，因为怕生不着煤炉子，而比她多用了两倍以上的引火木炭。母亲说她整个冬天都不敢烧煤，她那手像豆腐渣，不晓得为什么，只要一沾煤，就会裂得大口子连着小口子。
我想起前年母亲在我那儿过年。母亲当时之所以同意在外面过年，是因为那一身折磨她多年的疾病实在不能再拖下去，答应我们年后上医院彻底治一治。为了陪伴母亲，我们要了一间温馨病房。手术之后的母亲从麻醉中醒来，顾不上疼痛就开始后悔，治病哪能像住宾馆。无论我的稿费来得容易和不容易，在母亲看来都不应该如此为她花费。母亲住院的那半个月，是迄今为止，我对她最为孝顺的日子。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坐长途客车来看望的大姐，捧着母亲的手说，真像是姑娘的手。那一刻，母亲笑得十分满足。
大清早，母亲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随手将我正在做的事顺手接了过去。而我也像以往每次回家那样，不自主地就顺从了母亲。直到饭做好后端上桌子，我才重复着从前，在心里责备自己，怎么连这么小的一点事情也替不了母亲哩！守岁的那夜，过了零点，我一再吩咐母亲初一早上好好睡一觉，那些该做的事，由我起床做。一夜好觉被邻居家的鞭炮惊醒，匆匆起来也放了一大串迎新年的开门吉响。我真的不晓得，做儿子的怎么会如此滥用母亲的慈爱，无论我如何告诫自己，到头来一切如故，母亲轻轻地走进来，不用费力争夺，只需稍一抬手，我就放弃了为母亲分担点什么的诺言。
在心里，这一回我的自责又有了新的内容：一个号称非常有自制力的男人，怎么就不如一个差三个月六岁的女孩？回家的第二天，女儿起床后，拿了一件什么东西就往菜地里走，问她也不回答，还往身后藏。后来才发现，她拿的是一只水杯。女儿用这只水杯，接着水龙头里的水，将母亲种在院子里的三畦白菜，还有她脚上的一双鞋和两只裤腿浇了个透湿。浇完水，女儿又操起扫帚，一遍遍地扫着院子里新产生的垃圾与尘埃。回家的几天，女儿一直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两件事。那一天，天晓得她是如何做到的，竟然将母亲轮换使用的两件抹腰中的一件系到了自己身上。
就这样，我伤心地发现一个可能属于天下所有男人的秘密：不要相信儿子对母亲的承诺，不是儿子们不孝顺，只因为母爱太伟大了，做儿子的到老也离不开。
紧接着，我又发现惟独属于母亲的天大秘密。
这么多年，记忆中惟一没变的是系在母亲身上的抹腰。母亲四十几岁时就病退在家，此后的三十年中，一件又一件的抹腰，也就是别处称之为的围裙，就成了她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时装。回家之前，太太拉着我特意去商场为母亲买了一件枣红色绣花中长棉外套，我们非常满意，拿给母亲试穿，母亲也非常满意。初一早上，母亲走出睡房后的模样，竟然没有一个人及时看到。临近中午，大家在院子里晒太阳，我问母亲为何不穿那件新衣服。话刚说完，我就发现，那件新衣服早已穿在母亲身上。母亲在穿上新衣服的同时，亦随手系上那件沾着油腻、补有补丁的抹腰。我们将那件抹腰拿走，要母亲穿着新衣服漂漂亮亮过完大年初一。母亲不让时，女儿在一边帮着她，纯洁无邪地提醒我们，抹腰是奶奶的，那样子宛如声明，从武汉带回家的芭比娃娃是她的。女儿最终还是听从了我们所说的道理，让母亲鲜艳地映照着入冬以来少有的暖阳。后来的某个时刻，母亲重新系上了那件抹腰，而我们依然没有及时发现。
在家的那几天，曾经想为女儿拍一张系着抹腰玩芭比娃娃的照片，因为人来人往，能拍时我忘了，记起来时，女儿又没有玩那芭比娃娃。我不愿琢磨这种动机后面是否有着别样构想。毕竟这照片最终只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成真。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那次母亲问她的孙女：“我到你家去住好吗？”女儿想了想才回答：“我家住七楼，奶奶你上得去吗？”女儿没有笑，我也没有笑，惟有母亲在那里开心地笑着，一切答案仿佛都与己无关，就像母亲这辈子所走过的，七十岁、八十岁和一百岁都不是目的，真正属于她的只有这些日复一日，让我这做儿子的想得心疼的实在小事。那一天，我将女儿叫到身边，故作神秘地问，将你的奶奶借给我当母亲好不好。女儿很快就明白我在逗乐，一边说奶奶本来就是你的母亲，一边像小猫小狗一样快乐地跑开了。所有的青春少女都是在快乐中渐行渐远，直到无踪无影，留下来陪伴终生的都是不再将爱字说出口来的老母，那才是每一个人的至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