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倪自放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玉民呕心沥血十余年的长篇力作《过龙兵》，继《中国作家》以近乎整期的篇幅发表后，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作为2006年的重点书目推出，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频频好评。而一向谨慎的刘玉民更放言：如果有人翻开《过龙兵》，读了一页还没有读出兴趣来，作品就算是失败了。
人间传奇，小说的经典性集中体现在好看耐读上
记者：这部小说的名字叫《过龙兵》，你能说说其中特别的意蕴吗？
刘玉民：过龙兵是胶东沿海的一大景观。许多年以前，每到春天，海上都会有大群的鲸鱼经过，老百姓称之为过龙兵。那是鲸鱼洄游，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过龙兵的气势非常宏大，场面十分壮观，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就带上了神秘神圣的色彩。小说以此为题，除了展示海域特色之外，更多的寓意是生活的气象万千和浩渺磅礴。
记者：《过龙兵》面世后，大家的普遍感觉是好看耐读。这样一部40多万字的作品，有人三天三夜竟然读完了。一位画家说，这是他多年来读完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至于一家人一个办公室的人争着看的事就更多了。这种情况近年来并不多见，个中奥妙在哪儿呢？
刘玉民：小说的经典性集中体现在好看耐读上。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人家读了两页还没有读出兴趣，或者读过之后品不出什么滋味来，就很难说得上成功。好看耐读有多种情形，《过龙兵》突出在一个传奇上。发表前有人说：“这整个儿就是一个大传奇！”发表时《中国作家》编辑部将其称为“一部勾连纵横的人间传奇”。对此我是认同的。
记者：传奇应该是一个挺古老的词儿。
刘玉民：一点不错。小说最初就是被叫作传奇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大多具有传奇的特点。人们的生活大多平平常常，渴望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另外的体验或满足，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此外，眼下传媒已经达到无奇不有无孔不入的程度，小说如果写不出非同凡响的东西谁还会有兴趣？这对于作家不可谓不是一种挑战，传奇或许是应对挑战的一种选择。
记者：但传奇把握不好往往会流于浅薄，比如坊间不少云山雾罩的武侠小说。
刘玉民：我这里说的传奇更多的是一种感受。传奇并不等于武侠，更不等于浅薄。传奇可以是在故事上，可以是在人物形象和性格上，也可以是在生活的空间和色彩上。我特别强调的是传奇与厚重、深刻的结合，因为只有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艺术效果。《过龙兵》从构思时就把传奇视为目标，也把厚重、深刻视为目标。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和人物，都是在我脑子里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过滤依然鲜活和难以忘怀的。
十年磨一剑，前有《白鹿原》后有《过龙兵》
记者：你说过《过龙兵》是你“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这其中有不少曲折吧？
刘玉民：的确，《过龙兵》从最初构思到出版经历了十几年。1990年《骚动之秋》出版后我就着手准备，1994年前后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构思，可正要动笔时一部《白鹿原》横空出世，像山一样挡在我的面前。我自知超越无望只得放下了。经过七八年的学习和积累，四年前再次构思时，我走的就是一条与《白鹿原》不同的路子。同是写阶级关系、家族关系，陈忠实写的是解放前五十多年，我写的是解放后五十多年，但人物、故事、意蕴、风格都大相径庭。
记者：考察近一二十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被称为史诗的作品，都是以中国近几十年、上百年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为着眼点的，比如土改、新中国建立、反右、文革等等，围绕这样一些大事件去写几个人或者几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样的史诗作品未免简单化了。现在有的评论家把《过龙兵》称为“源于生命深处的乡土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干脆将作品说成“一部地覆天翻、惊人魂魄的雄奇诗史”。你认为《过龙兵》与那些简单化了的史诗作品有哪些区别？
刘玉民：你说的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一段时间内，在文坛上甚至形成了一股“主潮”，没有人能够逾越。《白鹿原》在这方面应该说有重大突破。《过龙兵》最初构思时，我寻找的就是一种更新更合适的路子，当时就搞得非常苦闷。一次登上济南南郊的龟山，面对无边的旷野和茂密的市区我问自己：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在哪儿？答案是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与同类作品不同的是，《过龙兵》从一开始就避开了重大历史事件，而选择了从人和人性切入，着力于通过人性的细节构筑小说的情节、人物，构筑属于自己的宏大叙事和艺术世界。《过龙兵》中虽然也写到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但都是作为背景出现的，都是为小说中的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化创造条件和氛围的。你看，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史诗”，评论家和出版家们却从作品中读出了“史诗”和“诗史”。这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吗？王蒙说：作家就是吃人性这碗饭的。作家笔下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不同，原因就在于作家是从人和人性切入，而历史学家则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切入的。
最好的不是“上一个”、“下一个”，而是“这一个”
记者：从艺术上说，《过龙兵》与你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比如《骚动之秋》《羊角号》《八仙东游记》等等。这是不是说明你的创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刘玉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先后涉猎过神话题材、古代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尝试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大写意等多种手法。《八仙东游记》是神话，纯浪漫主义；《骚动之秋》写农村变革，是纯现实主义；《羊角号》勾连古今，却因为现代派气味太重，以至于不少读者感到不解。
在经过了这一切和有感于每部作品、每种手法留下的遗憾之余，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和可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小说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写意等于一体的境地。
记者：如果把你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的《骚动之秋》，与现在这部《过龙兵》加以对照，你会怎么说呢？
刘玉民：《骚动之秋》是我50岁前的代表性作品，《过龙兵》是我50岁后的代表性作品；50岁前是50岁后的铺垫，50岁后是50岁前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八仙东游记》《羊角号》《海猎》《岳飞》等是铺垫，《骚动之秋》也是铺垫。自然了，换一个说法会更恰当一些：《骚动之秋》是一棵大树，《过龙兵》则是一棵更大的树。
如果敞开来说，《过龙兵》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长篇。这当然不是说到此为止，不再有新的追求了，不，不是这样的。就总体而言，《过龙兵》所达到的水平和境界决不是轻易可以超越的。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评论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我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超越的雄心和能力。
创作缺的不是好故事，而是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
记者：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近一二十年在胶东这片土地上成长起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除你之外，还有王润滋、张炜、矫健、衣向东等，这批作家用很多成功的作品反映了胶东的乡土生活。你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刘玉民：其实不仅仅是这一二十年，胶东很早就有一批成功的作家，如老一辈的曲波、冯德英、峻青等。这些作家用自己的笔描写自己熟悉热爱的土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那里隐藏着他们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是成就一部好作品的基本要素。说实话，创作最缺的不是好故事，而是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你看现在报纸上、社会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没有？那其中就不乏好故事。可单凭好故事是写不出好作品尤其是大作品来的。
《无极》故事玄而又玄、场面大而又大，但空洞乏味得要死；《千里走单骑》故事平平常常，作品中的情感和人性的展示却打动了不少人；这背后起作用的就是编导的生命体验。小说则更是如此，《老人与海》看起来没多少东西，读者为什么从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海明威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拨动了亿万读者的生命琴弦的。同样的道理，《过龙兵》中如果没有融进我的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无论如何是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记者：能否谈谈你下一步的打算？你还会把眼睛盯在农村题材上吗？
刘玉民：完成《过龙兵》后，我的农村生活积累差不多掏光了，下一步要盯到城市了。19岁离开农村，30多年的部队、机关、文艺圈中的生活可以说是积累丰富、体验深刻。但生活和体验并不等同于作品，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和构思。而这是急不得的，需要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我不赞成简单地用农村题材、城市题材来划分作品。有的人一说农村题材似乎就是种地、打鱼，顶多再加上一个打工什么的。其实农村早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有的比城市还要城市化了；那里的人们，无论观念、眼界、工作、生活都早已超出了家门、村门甚至于国门。比如《过龙兵》写的是一个渔村，可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草原、太平洋彼岸，从普通渔民到镇、县、市乃至中央级的大干部，从传统的渔耕生活到缤纷绚烂的都市景观纷至沓来，用一个农村题材如何概括得了？而这又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说农村题材、城市题材不是挺可笑吗？
何况决定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欢迎，能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记忆的并不是题材，而是作品所达到的成就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