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那一夜，北京的春寒依然料峭，当事人之一汤尔和第二天(1919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相隔近十六年后，另一位当夜在场的胡适旧事重提，写信给汤说:
“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信中涉及的人物，我们并不陌生，陈独秀、陶孟和、沈尹默、马叙伦、蔡元培。胡适接着说:“先生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汤尔和4月11日的日记最后有这样的记载:“五时后回寓，……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
那一夜的真相到底如何？陈独秀为何“以怒目视”？胡适五天后的信中说得更清楚: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和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
1936年1月2日，认真的胡适第三次写信给汤: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胡适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假如没有那一夜的决定，假如陈独秀没有离开北大，以后的历史也许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