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被边缘化的戏剧界近日出了大动静，辞官两年半未果的濮存昕在《南方周末》上大放悲声，称北京人艺像“一锅无法重煮的粥”，曾经的辉煌已成往事。此番言论引发业界震动和舆论关注，相较于“北京人艺50周年纪念”期间的喝彩与掌声，这一番话更像是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无忌童言。
然而，在赞赏他的勇气之余，对他所提及的北京人艺衰微之根源，却不能不更冷静
、更深入地分析。果如濮存昕所言，以北京人艺今天的局面，即便让他所推崇的林兆华当艺术总监，即便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管理和行事，北京人艺的创作与管理局面就能改观并重获生机吗？
从严格意义上说，剧团其实就是一个生产企业，只不过它生产的是艺术产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文艺生产体系当中完全国有的剧院团数量不少，也是目前戏剧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国家各级财政每年为这些剧场和剧团拨付生产经费和行政经费。北京人艺正是横亘在中国戏剧艺术生产版图上的一块巨大金字招牌，也是最大的生产企业之一，在它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同类型企业几乎都有的通病与病因———体积庞大，拥有曾经辉煌的业绩和众多职工，但在这个诺大的工厂里，只有很少的人在真正为舞台而工作，冗员和官僚作风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与国家长期投入的资金和政策扶持相比，艺术产出与投入很不匹配。
这种不匹配并不仅仅反映在票房收入上，即使是在“社会效益”这项国家最为关心的指标层面，大多数国有剧院团的业绩也是乏善可陈的———如果一部戏排出来没有人看或仅仅是靠送票来完成演出场次任务，又产生不了良好的反响，这样的演出恐怕很难创造“社会效益”。
国有剧院团体制改革一直步履蹒跚。以国有剧院团为主体的戏剧界出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危机，由于无需为“经济效益”负责，一些国有剧院团这几年剧目制作的舞美开支飙升，门票价格水涨船高，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受。戏没有人看就大把送票，剧场长期闲置也无人过问，财政资源被极大地浪费。观众为这种生产体制间接支付了成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越来越被排除在戏剧消费的高门槛之外。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缺乏对“社会效益”的有效评价机制，扭曲的评价机制使得国有剧院团一些真正在艺术上有追求、有抱负的人才很难容于这种环境而逐渐流失到其他领域，而畸形的高投入低产出模式又限制了其他民营戏剧生产企业和个人公平地参与竞争。
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体制环境之下，北京人艺要独善其身并非易事。一个没有生存压力和创造动力的生产企业，是无法自行完成生产力升级。要从根上改变国有剧院团整体生产停滞的钝化状态，靠一两个像濮存昕、林兆华这样的艺术“企业家”很难解决问题，最可行的办法便是借鉴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加快对国有剧院团的改制过程，彻底打破国有剧院团吃皇粮到老、多丑的女儿都不愁嫁的格局。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商业性演出，针对公益性演出制定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与资助模式，对属于政府采购型的剧目和节目更应当向全社会所有的艺术生产企业公开招标，给所有的艺术生产主体以同等的国民待遇，真正地还艺术于民。
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开放与竞争，是对艺术生产市场最好的催化剂与天然保护，任由国有剧院团在现行的生产模式下继续滑坡与消耗，不仅仅是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更是对中国戏剧整体创作环境和文艺空气的沉重伤害。
□水晶（北京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