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大革文化命”的时候，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曾被奉为神明，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一起，让人天天学，时时学；正着背，倒着背(据说有人能将“老三篇”倒背如流)……有人更别出心裁，将“语录”谱上曲子，在全国大唱特唱“语录歌”。这种将不押韵、不合律的政治言论谱写
成歌曲的做法，在世界音乐史上，恐怕也是个“伟大的创举”吧！
那时，你走上济南的街头，举目四望，到处都是“语录”的“海洋”：墙上写满白底(或黄底)红字的“语录”；机关、商店的门上横竖挂着各种字体的“语录”；公共汽车的车身上印着醒目的“语录”；而几乎每个人胸前佩带的，不是主席像，就是语录章……有时，语录就像“护身符”一样，离了它，你会遇到许多麻烦：到商店买东西，服务员让你先背段“语录”，否则可以不卖给你；打电话一拿起耳机，对方让你先背“语录”，否则可以不理你；就是在街上走路，有时离了“语录”也寸步难行。一次，我跟同学到街上办事，返回学校时正逢红卫兵在街上检查“语录”：他们几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发现谁的自行车上没有语录牌，便扣下来盘问，然后让你背上几段语录才能放行。那天我俩骑的公车上偏偏没有挂语录牌，这样一站一站地盘问下去，黑了天也回不到学校。急难之中，我这位会抽烟的同学灵机一动，掏出随身携带的火柴盒，把内芯抽去，将印着语录的外盒套在自行车前的“准星”上。这样每遇盘查，我们只需用手向火柴盒上一指，不用下车便可顺利通过红卫兵的岗哨……
在公共场所是这样，那么吃饭休息总该随便些吧？也不。那时日常起居，不但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还必须背上几段“语录”。当时我们在学校吃的是大锅饭，每到开饭时要去排长队打饭。此时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必须跟着伙房的人把一段段“语录”背完才能开饭。而领背语录的人也有个习惯，即背到最后总是要连背三遍“要斗私，批修”。于是有些同学就掌握了这一规律，每当背到“要斗私，批修”时，便将右腿不约而同地伸出，身子前倾作冲刺状。一俟这句语录背完，便一窝蜂似地冲了上去。此时哪还顾得上斗不斗“私”？当务之急是解决肚子问题！
这些事看上去形同儿戏，像是在演“荒诞戏”，但你可千万不能小看它！因为稍有不慎，你就可能招来“严重的政治问题”，惹上很大的麻烦。还有一位青年演员，在读“语录”时，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读成“革命不是请客抽烟”。“吃饭”和“抽烟”本来差别不大，但他的身份却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转瞬间由“革命群众”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挂上大牌子拉着到处批斗……像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至于因此而丢掉生命的，也并不鲜见。这，也可算“文革”的一大“特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