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浩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二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时为山东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人称“二院”)的垃圾场。一位肤色棕红的老者，拉着一辆满载垃圾的“排儿排儿”——地排车，踢踏踢踏地拐了进来，然后掉转身子，先用脚蹬住“车镢子”(车轴)，再高高撑起满是“劲疙瘩”的臂膀，把一车垃圾倾卸在地上。骄阳尘土间，东墙上，新漆的红地黄字的大
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熠熠夺目。忽然，老汉许是踩中了可疑的东西，一边撑着车辕，一面回头看脚下。稍顷，一乐，听他悠悠地解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垃圾箱在，不怕没屎踩！”
一个拉车的人，虽无仲长统之乐，却能慕渊明之高致。其时，我和哥哥中海一直在注视着他。其豁然自在的神态，永久凝固在了我的脑际。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自以为是却异常清贫的年代。广播里总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我们却感到肚子老瘪着。我和哥到二院就为“修五脏庙”来的——垃圾场以北，住院楼南窗下，有一棵茂盛的杏树，趁中午人少，哥爬上去摘青杏，我在下面“望风”。一有动静，便一溜烟疯逃。虽然，青杏尚酸涩，但在我们嘴里，已算至味。何况，那核儿是“八袋儿”的。
东起正觉寺街趵突泉前街经西青龙街到杆石桥，南，则及东双龙街营盘街，北涉花墙子街，永长街，土街。哪里有坑有凹，哪块石板虚空得“杠得儿”了，一时，了如指掌。所以熟到这个境界，是哥俩老在这些小街转悠。
那时，这些街上，常有人头戴白纸糊的高帽被游街。高帽子有的并不高，趴趴着，如孝帽子；有的，则高有三尺，尖尖的，直指青天。常常，高帽子白花花的一片，像出殡。
有一个女的与众不同。虽没戴高帽，但那样子，比戴高帽更不堪。她三十岁模样，头发蓬乱，脸上涂了猩红的墨水，脖子上被挂上一根绳，绳两端拴着两只圆口布鞋，每走几步，她就被勒令敲一下破脸盆，喊一声：“我是破鞋！”她垂着头，不喊。有人就用白蜡杆打她。两边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会助威：“喊！快喊！”戴红袖章的人受到鼓励，揪起女人被剃的豁豁牙牙的头发，仰面朝天。除了脖颈白皙胸部凸起外，已很难看出她是一个女人了。狂暴的勒令下，她微闭着眼，毫无表情地嗫嚅：“我是破鞋。”
我那时朦胧已知，“破鞋”当然不是指破了的鞋，可人们凭啥对她那样呢？
我和哥在小街上游荡，并不为看这些风景，而是意在“沛公”——捡拾散落在小街旮旮旯旯里的酸枣核儿。虽说闹了“文革”，夏末秋初，济南南山上的酸枣还是按时熟了。脸腮红扑扑的村姑，见了城里人满脸讪笑的山民，用担杖挑来或独轮车推来，二分钱一盅。滚圆的山枣，青青红红，酸酸甜甜，买一盅装在衣兜里，一路走，一路吃。末了，还将小小枣核，“噗——”，子弹一样发射出去。我和哥拾这些枣核，晒干，砸出仁儿，穿过杆石桥西，到纬一路口经七路南的一家小药店，一火柴盒卖一毛钱。
劝业场北端正对着花墙子街口的，是一家果品店。店，屋里一半屋外一半。屋外，席棚下，摆着一只只堆着水果的柳条笸箩，散发着一股特有的香气。水果很贵，但有一种小牌儿上写着“糖面梨”的，却只一毛多钱一斤。这种梨，土褐色，拳头大，圆圆的。我们拾枣核卖枣仁，就是想吃上一顿“糖面梨”。琢磨着这种梨的滋味，街上奇怪景象也少了吸引力。
当我们终于卖得几毛多钱的时候，金风真开始送爽了。那天，我们买了三斤多“糖面梨”，用衣服前襟兜着，“轱蹲”在了围屏居小街的马路牙子上。想不到，梨倒真“面”，像地瓜，但决不“糖”，而是比醋还酸。不过，我们到底吃了个难得的痛快。本来还能多买一些，可哥非要给我买了一把浅绿把儿的折叠小刀。他还记得我先前的这一奢望。风中，哥哥的眼睛闪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慈祥。
其实，他只比我长两岁多一点。不过，我对比我长两岁多一点的哥哥的崇拜早已建立。
1966年的深冬，眼看世象纷乱，母亲带我回了胶东老家。正是这一段时间，父亲与哥一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生——家，抄了。父亲，走资派了，被扣上高帽子游街。可是，当游街后，身心俱伤的父亲推开家门，看到的却是：饭菜，温在桌上，十二岁的哥哥满脸煤球灰，候在桌旁。在父亲被游斗的那些天，“野”惯了的哥哥再没出门半步。学着做饭，等父亲回家。
多少年后，我也做了父亲，想，当时，彼情彼景，父亲一定流泪了，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我想，会。
其实，当初哥哥只高我半头，可我觉得他很高，像山。
据称，管仲先说而西汉的司马迁后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有道理。人的许多感情是吃出来的。要不，现在人们交际，动不动还说“一起吃个饭？”
回想那个年代，更多的印象是，吃。哥哥不像我，“饯馋”，不合口的，捱。不管啥饭食，他都能吃得呼噜呼噜的。只是，那年月，人总像吃不够。受一个农村人卖野绿豆启发，我们还跑到佛慧山，一路采寻野绿豆，居然颇有收获。回来煮了，虽然味儿不正，也大快朵颐。为了捞一个旧墨水瓶换一块“冰凉糕”，我甚至潜到万竹园望水泉底，不料，把脚割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呼呼直冒。惊恐中，同伴找来我哥。他一口气背了我二里多路，回了家。虽然脚还在痛，但趴在哥哥尚不宽厚的脊背上，心踏实。
后来几年，今天“甄别”，明天“表态”，大人们都烦了；
形势越来越大好，可买东西的“票”，却越来越花花了，连豆腐都不能敞开吃。孩子们也烦了。
年年在传，顶多两年，“文革”肯定要结束。潜台词是：那日子才能好过了。
“文革”没完没了，哥哥却离开了家——1970年孟冬，我哥中海，十六岁入伍去了京郊通县，从此多年不见。
走时，哥不让送。母亲煮了半桌子平日里少能吃到的鸡蛋，可哥不拿。穿一身肥大的新军装，背一只打成“三压二”的背包，寒风中，一个人沿着长长的小街慢慢向北走，到围屏居找接新兵的军车。我跟到街口，看他的背影渐渐隐没于小街尽头。忽然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伤感。但我拚命暗暗平复。在崇尚革命豪情的时代，有这种情绪，不健康。
那一年的冬天奇冷。记得，有的史书说，天暴热或暴寒乃兵燹之象。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哥来信了。母亲让我回信，问：“在部队能不能吃上西红柿？”每年，我们兄弟最痛快的，是能大吃西红柿。西红柿刚上市时，价贵，想都别想。要“靠”到盛夏，一毛钱一脸盆了，我们的“西红柿节”才开始。
所以，母亲至今还说：“中海在家时，哪吃上什么了。”
1975年我参加了工作并被“重用”，一个人跑到济阳县搞外调。找村支书，其媳妇告之：到集上听“戏儿”去了。赶到青宁大集，但听得不知哪里来的一个戏班子咿咿呀呀地在唱：
残魂落，
青衫湿。
长别离
人见幽。
望远处攒动的人群，想兄弟少年事，而今却天各一方，不禁潸潸。
夫人生天地之间，有些泪，居然要多少年以后才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