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从诗人到散文家，原本应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顺序，但在朱健的人生当中，中间却是漫长的一段空白，他的所有活动与文化毫无关联。也正是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轨迹，让朱健在人生的首尾阶段寻找到了文字的乐趣与文化的魅力。回忆20岁时的心灵的敏感和纯净心境，他说那是生命的自然的流动。
采访朱健是件很开心的事。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体很好，性格开朗，又非常健谈，多年前的小事说起来仿佛都在昨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回想起自己这一生坎坷的人生轨迹时，对纷繁复杂的往事朱健了然于心，知道启承转合在哪里，知道怎么样讲好自己的人生故事。采访结束之后，我明白了一直称自己没有多少文化的朱健为什么能写出一手好文章。
早年生涯
朱健久居长沙，不了解他经历的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地道的长沙人，《齐人物论》里甚至评价他是“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而事实上，他是个典型的山东人。说起早年的经历，谈笑之间，仍能感受到朱健身上特有的山东汉子式的豪爽。
南方都市报:朱健老师，很高兴能采访你，这次采访是作为我们文化名家访谈的系列……
朱健: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大家对我的定义。我是一个业余作者。70岁以前，或者说从十几二十几岁一直到“文革”前，我并没有专业地做过文化工作。我的确是个业余作者。很多人以为我是谦虚，但的确如此。我的一生呢，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革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安度晚年。有人给我总结:干革命，写新诗，当厂长，搞《辞源》，后来又搞电影，都扯不到一起。我长期对搞政治有兴趣，对文学只是有爱好。这个我不是谦虚。
南方都市报:我读过《齐人物论》，里面评价你是“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但是据我所知，你其实并不是湖南本地人？那我们从你早期的经历说起吧。
朱健:和你这次到长沙来采访的彭燕郊、钟叔河比起来，我们很多地方都不同，但说起来也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是出身世家。所以我说，文化是世界上最有力的一种东西，而且超越了阶级、国家、民族，甚至超越了自己的具体社会身份，也是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袁克文，人品上不用说了，抽大烟玩女人什么都做，但是他所传承的文化品质，一般人还真是学不来，否则为什么会出个袁家骝呢(笑)？
我小时候家里的文化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吧。我还不认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读《聊斋》了。我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进士，我的父亲和叔叔是(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学生，家里虽然不能说是书香世家，但多少还是有点气氛。当时在天津，北伐军一进华北，我们全家就跑了。我才三四岁，住到租界去了，条件非常好。我祖父当时还不到50岁，在家里没事，天天抽鸦片烟，抽完之后就把我叫到他跟前，天天晚上念《聊斋》，让我用手指，指到哪篇他念哪篇，点什么讲什么，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聊斋》有个特点，虽然是文言，但对话是口语，你听得懂，在中国文言文里面，是最高峰的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这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我父亲也是大学生，到现在，老家人说我家是五代大学生。家庭文化的陶冶是无形的。
老师李广田
抗日战争期间，朱健从山东流亡往四川。这一段时间对他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影响，不仅因为战争的残酷让他开始萌发了初步的政治觉醒，更重要的是，他从老师李广田那里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这也为理解他在此后能与文学结缘并获得广泛声名找到了最直接的注解。
南方都市报:你的意思是，家庭的影响非常大，让你从小就开始对文学有兴趣了？
朱健:这是一点，还有我们上小学时的环境也不错。那时候的读书和现在不一样，老师可以在课堂上任意发挥，小学都是这样的。到抗战之后，我们就流亡出来了。接下来完全是机遇了，我的班主任，那个时候叫导师，是李广田。1938年，我们从山东出来，我就是跟着李广田老师，从湖北到四川，都是他带我们这个队，到了四川又是他教我，他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老师。听《聊斋》还是朦朦胧胧的，真正启蒙还是李广田，那真是终身受益。他教得最多的，一个是诗，一个是鲁迅，最后他又讲《诗经》，还有俄罗斯的文学。这个影响太大了。
南方都市报:李广田当时有没有鼓励你写一些东西？
朱健: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个学校怎么会有那么多名家。除了李广田，还有陈翔鹤，他是沉钟社的，还有方敬，是何其芳的妹夫，也写诗。一个两三百人的学校，这些都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名字，像沙汀、艾芜、何其芳都到我们学校讲过课。我读书时李广田讲得最多的是鲁迅，《阿Q正传》从头到尾全部都讲完，还有他的很多短篇杂文。还有就是对诗的介绍。在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七月》这个刊物，课堂上我们就学了艾青、田汉的诗，包括彭燕郊。诗和鲁迅的影响最大，当然还有政治上的影响。
南方都市报:那你早期开始写诗是在这个阶段吗？
朱健: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要抓我们这些比较活跃的学生了，我那时候很活跃的，政治性很强，李广田亲自喊我:你还不赶快走！他催我走，我就从学校走了，去了成都。本来是去找三联书店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书店关门了。我在成都流浪了一段时间，正好赶上西北公路局招考站员，我们五个同学一起就考上了站员训练班，到兰州去了。
诗人生涯
朱健的青年生涯一直是在不断的迁徙当中，流落到兰州之后，内心异常苦闷的他终于走上了诗歌的道路，并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写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诗歌作品《骆驼与星》，他的名字开始与当时的文坛偶像胡风联系在了一起，并成为胡风旗下的“七月派”诗人。而他自己则说，“我靠这首诗吃了一辈子”。
南方都市报:在兰州那段时间你比较多地开始写作诗歌吗？
朱健:因为属于政治逃亡，虽然我年纪还小，但保护自己、不暴露自己还是知道的，除了几个同学之外，周围也没什么人可以谈话，内心很压抑。我本来在学校是写诗的，在兰州那个地方总要有个倾诉的对象，也没刻意想写诗，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记下来，慢慢地写了一个小本子，给我同学看。
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概1943年，我从陕西兵县调到庙台子，这个地方在秦岭南麓，就是张良出家的地方，山清水秀，山叫紫柏山，河叫青羊河，那真叫诗意的栖居。车站很小，只有两三个人，这时候我写诗写了两三年，寄给一个在重庆的同学看，他说写得很好，他也给我寄一些桂林出的诗刊，但还是属于同学之间的交换。
有一次下大雨，路断了，有个(过路的)年轻人问我路什么时候修好，就聊起来。他说是西北联大的，我问他认不认识李满红、谷风(牛汉)？他很奇怪，想不到一个小站员还知道这么多。我说我还写诗，他很不以为然。我拿我的诗给他看，他拍案惊奇，我对他的夸奖有些意外，这个对我鼓励很大。我在汽车站工作，坐汽车很容易，所以我就一心要到西北联大去找找谷风他们，转了好几次，终于找到牛汉了。不仅他一个，还有一群。
这一次到西北联大去对我的影响最大，回来以后就把这几年感受、经历的东西写了一首很长的诗——《骆驼与星》，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就写了这一首诗。胡风评价说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我也不懂这句话。现在回头再看，可以说诗里有很沉重的沧桑感，比较深厚的历史感，还有宗教感——我又没学过宗教——预言了不是一代而是多少代的感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味，我无法理解，也没办法解释。我自己说，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这首诗了。哈哈哈。
南方都市报:好像就是凭着这首诗，很多人把你列入“七月派”，你还记得当初写这首诗的经过吗？
朱健:当时车站工作很清闲，写完它大概用了两个晚上。自己写得痛哭流涕，写完之后正好太阳出来了，如释重负。我寄给重庆的同学，结果他拿给胡风了。这时候胡风正在筹备《希望》，我同学也没给我说。1944年，我到了重庆，有一天突然接到同学寄来的一封信，里面就是胡风的信。胡风告诉我同学，他曾经写信寄到庙台子去了，但是信退回来了，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他说正在筹备《希望》，叫我不要投到别的地方，这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你是不知道那时候胡风在青年学生里的影响，哎呀，我们相差得太远了！不管从年龄还是从社会地位。他是真正的鲁迅的传人啊，我们崇敬鲁迅，当然也崇敬他，把他当做偶像来看的，精神上的导师，精神领袖。我同学当时把我都抬起来了。后来我给胡风写了信，告诉他我已经到了重庆，但是直到1946年才见到他。
《骆驼与星》是在《希望》第一期发出来的。我只在《希望》上发过两期诗，合起来也不过几百行，之所以比较有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是，胡风是到了《希望》后，才真正形成了一个很稳固的流派，我的诗是在《希望》第一期，又比较长，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道理在这里。
南方都市报:你被认为是“七月派”的诗人，那么你和“七月派”别的诗人来往得多不多？
朱健:很少，这和胡风有很大关系。我给他写了信之后，他第二封信就跟我说，你千万不要搞到这个圈子里来。这些诗人里面有些人是见过面的，绿原，冀汸，路翎，牛汉等。牛汉还算是我介绍他到“七月派”的，当然也不是说正式介绍，他是解放后才见到胡风的。牛汉是被拉出来的，哈哈。
南方都市报:胡风为什么不让你进入到这个圈子？
朱健:他说会把你脱干的。他的忠告很有道理，一天到晚在这个圈子里，很不好，再加上我的性格，也不是坐下来搞这个事的。当时“七月派”的影响太大了，到哪里一说这是谁，大家都知道的。解放前写诗的人不多，全国真正写诗、别人又都知道的，只有几十个人，都互相知道，所以说起来了如指掌，不像现在蚂蚁上树那么多。1948年，胡风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准备到香港去，他说“不安渐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他联系，全心全意搞地下工作去了。
告别诗歌，拥抱政治
朱健从不讳言当年自己对政治的狂热。事实上，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在从事或投入到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从来没有与文化牵扯到一起，直到有一天，他厌倦了政治，又迎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转机”:参加编写《辞源》。他认为这是自己这一生最主要的贡献之一。
南方都市报:当时能在《希望》上发表诗歌，对你个人肯定是个极大的激励，那么你写诗的热情应该更大才是，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走下去，写出更多的作品？
朱健:《希望》真正出刊只有三期，第四期就很薄了。后来我又去了四川西边，快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我和共产党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组织给我发了电报，要我到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那里去，那边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我二话没说把铺盖一卷就上重庆了，工作也不要了，准备到解放区。到了重庆，抗战胜利，解放区不用去了。我父亲觉得我没有学历，我没地方去，也考不上大学了。我父亲和梁漱溟、乡村建设派的人长期一起工作，晏阳初办了一个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孙伏园也是乡村建设学院的，我父亲和他很好，让他写封信介绍我去读书，所以我又成了晏阳初的学生，他很欣赏我。
中国二三十年代后来统称乡村建设派的分两派，一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一派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还有一派叫(乡)村(自)治派，抗战之后三派合一。我在乡村建设学院读了一年书，就完全搞学生运动了，别说读书，课都不上，职业的学生运动者。当时重庆学生运动公开出面的头号人物就是我。
当时国内不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吗？我是积极分子，被国民党抓起来坐牢了，但是只关了一个礼拜，出来就脱离学校了。这个时候我父亲的朋友为了保护我，就要我结婚，表示我改邪归正了。我的婚礼梁漱溟是证婚人。我父亲是乡村建设派的老人，梁的大弟子和我是同乡，他们照顾我，借他的名义给我当证婚人，实际是保护我。我结婚之后就被驱逐出境了，到了长沙，也是地下党的关系。所以我主要是搞政治活动，偶尔写一点诗。真正搞政治活动的时候，想写诗也不是那么回事，只有静下心来，心境澄明，完全进入自我状态的时候才能写出诗来。说要为人民写诗，那是狗屁。
南方都市报:那你解放以后就完全脱离写诗这个队伍了吗？
朱健:解放以后我调到长沙市委去了，我在市委搞了五年。当时哪怕给胡风写过一张纸条，都可能让我的遭遇更惨。反胡风的时候，我是在劫难逃，被关了一年，但是没法定罪，就搞个别的事情。只要整你，一定是要搞出个事来的。这时候有件最奇妙的事，我当时留党察看了，长沙最早要修一座桥，市委书记不知道我是留党察看，把我叫去修桥。我还没恢复组织生活，他就宣布了我做党委书记，宣布了之后才知道的。我到那里之后，做事比较麻利，搞完了那个桥，实际上留党察看了三年，我立了一功，大家知道我会搞基建，所以让我到长沙的一个大厂去当副厂长，管基建。在工厂里，论年头我呆了20年。
南方都市报:又有了什么样的转机？
朱健:1974年，我在长沙铝厂当革委会的副主任，一年之后从“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这个时候，湖南省要修《辞源》了。我在这之前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已经自由了，不用上班，看了很多书。我就把线装书一摞摞地往家抱，24史没有通读也读了个大概吧。读书期间我最大的感触有两个，一个是，说“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搞过多少次，王莽搞得比“文革”还要乱，一次又一次，大动乱太多了；再一个，就是文化的魅力。中国这个民族很奇怪，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忧外患最多的一个民族，它为什么可以一直有凝聚力？文化可以流传下来，这是什么道理？我读书就想这个。文化的力量最强大，所以真正可以叫做“无形的手”。
什么叫文化？就是人民的需求，真正的文化变成了人的心灵的活动。世界上几千万华人，他认同的只有这个方块字。这是个很神秘的东西。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四大文明几千年不变的就是这个东西。正好搞《辞源》了，全国要搞，湖南省分了四分之一的任务。我听说了。造反派这么难对付，我还不如去搞《辞源》，长沙市宣传部的副部长以前是我的部下，我就找他去了。这是我晚年最重要、一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那是要下决心的，我下决心不当官了。
南方都市报: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点发虚，至少学历上不是很高，对吧？
朱健: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当时有些人都没见过《辞源》，我不单见过，而且用过，第一版我就见过。当时搞了四个月，一个字也没搞出来，我慢慢摸索，湖南搞出来的第一个字是“威风”的“威”，就是我搞出来的。我的好处是知识面广。他们有的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但是没搞过辞书，这和有系统的学问是两回事，辞书要知识面广，搞辞书不是做学问。
《辞源》搞完了，人是从哪里来要回哪里去，我是下决心不回去了。当时潇湘电影制片厂要拍故事片，搞故事片要剧本啊，这个好，我懂文学啊，这样我就到了电影制片厂。但是我写的稿他们又要改，所以干脆也不写，在那里我基本没做什么事，但是我在这里是占了便宜的，我离休的时候是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1989年我办了离休手续，66岁才离休。
离休之后，写文上网
在一般人看来，离休意味着事业的结束，然而，对于朱健，离休却是人生春天的来临。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文章的朱健，又是在偶然的机会里，与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界刊物《读书》结缘，从此开始积极写作，并迅速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至今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成为中国文坛一景。读书，写作，朱健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找到了最充实的方式，或者也可以认为，他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真正春天。
南方都市报:那么你是在退休之后才正式开始写东西吗？
朱健:这个事情我自己都没想清楚，解释不了。我这一辈子算个总账，我成文化人了。我根本没费过什么力，完全是好玩。算起总账来，要是我有什么贡献的话，一个是《辞源》，一个是写诗，沾了胡风的光，20世纪要说中国的诗，一定要谈他，我可以说是无意中得之。政治我费了很多力，甚至冒了生命危险，到最后究竟做了什么事？我现在都说不上什么来，要说的话没有一点味道，但是我谈文学能谈出很多兴趣来，这是个很大的矛盾。
我并没有有意写文章。1989年之后离休，我倒没什么失落感，当时想练书法。当时的情况呢，我和三联书店关系很深，我夫人抗日战争时就是三联书店的，所以我和三联书店老一代的人很熟，而且我们从小就读三联书店的书。三联出《读书》之后，范用那些人太熟了，我也没有想过给他们写文章。那一年《读书》有一期没出来，我直接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没有提跟范用他们的关系，只是给他们打气，说一下三联的传统是什么，也批评了几句，信寄给了他们编辑部，没想沈昌文很快就给我回信了，很客气，说作者流失比较多，需要大家多支持，意思是要我给他们写点文章。我当时寄的是一篇谈彭燕郊的文章，吴彬(《读书》编辑)说刚发了一篇，那我再写点什么好，谈《红楼梦》吧，我就又写了一篇，1990年的9月份《读书》发了这篇文章，广州的《随笔》杂志也在9月把谈彭燕郊的文章发了。当时这两家杂志正是最红火的时候，碰巧了，从此我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读书》有一年发了我七篇稿。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主要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
朱健:主要在《读书》。在《读书》上文章发多了，影响也就大了，《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还有长沙当地的报纸，我的随笔发了很多。这些都是因缘际会，碰上了。我出书也是这样，不费力。我跟他们说我不会搞书，第一本书完全是吴彬编的，《潇园随笔》。三联后来又出了一本，董秀玉组稿，要她的秘书当编辑，我都没管过。我出书就是天上掉馅饼。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写得比较多的是有关古典名著的评论？
朱健:不是。我的阅读很广，网上的新人新事我都会评论一下。我每天都上网的，2000年就开始了，我现在已经用到第二部电脑了，但是只会看，不会写，打字很费力，记不住，而且思维的方法也不一样，打字和写字感觉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你早期写诗，晚年写文章，都得到了大众很高的评价，但我的问题是，你人生中有那么长的时间没写过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遗憾？如果都在写的话，可能会……
朱健:我没有什么遗憾。说实话，如果不是年纪大了有了想写的念头，尤其如果不是在“文革”期间我对文化有了感悟，我可能也走不到今天。过去我对文化有兴趣，但完全是兴趣，经过“文革”，我对文化才有了理性觉悟。当然我没有使命感，心态比较自由，庄严的东西我不行。我没有这种定力和耐力，我有这个兴趣，但是要我自己去做就不行了。我不是那种静下心来慢慢做的人，都是凭兴趣，碰巧了。写诗，跳到胡风的“贼船”上去了；写文章，碰到《读书》了；这是没有想过的。胡风、沈昌文这些编辑很重要，我的机遇好。
南方都市报: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出过几本书了？我听好些人说你写文章是非常快的？
朱健:五本，都是小书，合起来不到一百万字。1996年，正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最红火的时候，他们就是靠《书趣文丛》打天下的，人家都有名，我是搭进去的。73岁了，才出第一本书。都认为我写得很快，其实我写得很慢，写了一段以后，大约半个小时，第二天再写。年轻的时候一天写个一万字都没问题，现在真正写文章很慢。我做事情都没怎么用力，不会有意识地去做，只是慢慢地凭兴趣去做，兴趣广泛，但都不行，浅尝辄止。我20岁开始写诗，按道理应该写很多诗啊，但我没有写多少。
南方都市报:如果要总结一下过去的作品，你认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朱健:我相信继续写的话，最高峰还是《骆驼与星》。这是没办法的，没法达到的，我的生命不可能再有那样的经历，我不可能再有20岁时候的心灵的敏感和纯净心境，那是生命的自然的流动。
朱健小传
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山东郓城人，1923年生。曾以《骆驼与星》深受胡风赏识，成为“七月派”诗人之一。朱健一生经历丰富，当过汽车站站员、工厂文化教员、中小学教师、工厂厂长，也曾任职政府机构，1976年到1979年参加《辞源》修订，后从事电影剧本编辑和创作。离休之后，写作热情空前爆发，在《读书》、《随笔》、《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国内知名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齐人物论》中评价他:朱健先生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搦管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丽色，不逊佳人。
B14－B15版撰稿:
本报记者刘炜茗
B14－B15版摄影:王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