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打过一次粗糙的比方：不是说产权不分导致演员不负责任吗？不是说演员因为报酬低、演戏不如演电视剧吗？那么，我们不妨以北京人艺为例，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一下，即按照导演、演员以及行政人员的级别，大家来估一估人艺的家产。当然，人艺的固定资产虽多，可无形资产更有价。那么还得找来评估师，先算一算人艺品牌的价值几何，再严格把人员分为三、六、九等，按照等级高低，每人头上顶着大小不等的人艺光环———鉴于光环的无形价值，这光环可以互相买卖。这样大家就从雇员变成所有者，就该“好好演
戏、天天赚钱”了吧？好在这只是开个玩笑。我想老百姓是无法同意这样的“产权明晰”的：怎么一好端端的“人民艺术剧院”，一下就变成某些“具体的人”所有的呢？
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人艺自1952年建院之初，其性质就是由北京市政府直接领导的国有事业单位。人艺自身恐怕也不是不想赶上改革的春风：据说在上个世界90年代市场经济的热潮中，人艺迫于经济压力，也曾经把自己的某些场地租赁出去，好歹“市场”了一下，不过弄得这艺术殿堂里到了晚上经常飘荡出靡靡之音，也实在不搭调。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文化建设费用也水涨船高。人艺作为中国话剧的金字招牌，自然首当其冲地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补贴，一时间人艺又恢复了国有事业单位财大气粗的样貌：不要说剧场整饬一新，据说连剧场的领位对学历都有了高要求。
不过，高补贴之下的人艺似乎并不能让人满意。不满之声蜂起。确实，这几年来激动人心的演出不多，不过，让我有点纳闷的是，这是话剧界的普遍状况，总不能让人艺负其全责；饶是如此，这几年出现的一些让人记忆犹新的话剧演出，人艺总要占上几笔吧？比如说我就认为《屠夫》里的朱旭带给我们的是2005年最温暖人心的演出。比如说2004年林兆华的《赵氏孤儿》里的马蹄声在舞台上嗒嗒地响过，死去的人影魂魄不散地飘忽而过，也是近些年舞台试验赏心悦目的一笔。再比如说，《万家灯火》层次错落有致地演绎着南城百姓的悲欢离合，演出超过百场，在坚持低票价的情况下赢得800多万的票房。这么说不是说人艺没有问题，而是在说明，在严肃戏剧极端边缘化的当下，一个剧院的问题，你是无法抛开它的整体生产环境乃至社会环境来看的。
其实不缺人才
我们暂且抛开外部环境不谈，从人艺自身来看，或许它首先会遭遇指责的还是与其所有性质相关：这种由政府直接领导的事业单位，很可能导致其生产规划缺乏有效的专业指导。学者李畅在《经营大剧院的三个要素》（发表于《舞台2000》，可惜的是这么宝贵的资料很少有管理者愿闻其详）一文中详细分析过国外大型剧院的补贴政策、补贴方式以及生产制度。这两年来，人艺的新剧目反响平平，甚至遭遇恶评，这是一个关乎其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会问：为什么这样一座国家级剧院，其新作品如此失败呢？是谁来决定投入生产这些演出的呢？谁来为新剧目的演出做出评判？谁来为新剧目演出的失败负责呢？应对这一连串的追问的，应该是一个艺术委员会，而不是某个人。一般来说，艺术委员会是此类大型剧院艺术质量的保障者与生产规划的制定者，而人艺的艺术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法对生产规划与艺术质量做出有效的专业指导了。
如今，当朱旭、郑榕这些老演员还在舞台上流光溢彩，当林兆华还在马不停蹄地做着各类尖端戏剧实验，当顾威还能以丰厚的演出经验来恢复经典剧目，当李六乙的作品“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外赢得好评的时候，当梁冠华、宋丹丹、濮存昕等等这些中年演员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时，当社会上还有许多学者、观众还在关心人艺的演出时……应该有这么一个多元的群体构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委员会。当然，谁也无法保证艺术委员会的决定就一定永远正确，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如果有了这样的艺术委员会，如果这个委员会有着融洽的讨论关系，有着大度的包容心，有着较高的判断力，这，或许是繁荣人艺创作的一个开始吧。
制度离不开人
制度的完善与人是分不开的。我从不相信有个制度从天而降就可以解决一切或根本问题。当演员们责怪话剧演出的报酬太低，怎么就不想到国外同行会有的舞台演出的荣耀感？这些似乎都是“虚”的，比不上制度结实，也比不上金钱实在，但就如同在法制建设的同时，又要有起码的道德原则作为保障一样，无法用物质交换的东西就不是一种创造力吗？
我们往往都会祝福一个演员永葆艺术青春，但谁都知道这只是希望；一个剧院也是如此。人艺已经有了它50年的历程，在当代戏剧的一片乱象中，新的戏剧生长点，并不一定就在人艺。但我们还是希望，它还能够健康地关注着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健康地延续着中国学派的点滴探索。
□小水（北京剧评人）
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C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