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萌
大约在一个月以前，国内各大娱乐网站的论坛忽然出现了一个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的视频短片，这个19分钟的短片基本是剪辑《无极》的电影片段，然后套用央视品牌栏目《法治在线》展开，将《无极》的情节解释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由于短片十分搞笑，因而很受网民欢迎而广为流行，作者胡戈也迅速成为网络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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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陈凯歌携《无极》赴德参加柏林电影节。在机场对《馒头》深表愤怒，表示一定要起诉作者。起诉之说一时成为有关各界、传媒乃至无数网友关注的一个热点。
民众支持胡戈者占绝大多数，包括很多影视业内人士在内，纷纷对陈凯歌提出批评，认为他“气量太小”，缺乏国际大导演的胸襟等等。网络上更是充斥“倒陈扬胡”的声音，甚至有人发起“万人签名支持胡戈”运动。
倘若留心，不难发现这些声音多是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是人们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或者对新生事物的支持，来发泄个人情绪。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京城及省内有关专家，试图从文化、法律和传播学等多个方面解读“陈胡之争”的是是非非和深刻背景。
胡戈“恶搞”确有不妥，但陈凯歌的做法有失身份；陈凯歌以大压小的做法不利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国有太多一本正经的声音，不要扼杀年轻人的才气与灵性
《馒头》与《无极》的争论，铺天盖地都在挺胡抑陈。最新报道说，《馒头》涉及的另一“受害者”——央视《法治在线》及主持人侯丰，正式表示不起诉胡戈，反倒赞扬其“十分有灵气”，这使陈凯歌更显众叛亲离。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应该有怎样的基本判断？记者采访的数位专家态度比较一致，相对网络上一边倒支持胡戈，学者们的态度比较中肯：胡戈虽然深得人心，但其做法确有不妥；陈凯歌发火情有可原，但是作为知名导演、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的文化名人，这样小题大做显然有失身份。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宋遂良认为，胡戈的搞笑只是一种小孩子的调皮之举，没有恶意，也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不是大不了的事。陈凯歌应该以对待顽皮小孩的态度宽容地对待这件事，现在看来他的处理不太妥当，说胡戈“无耻”太过了，几乎是在骂人。本来胡戈确有不对的地方，但这样一来公众的同情心也都跑到他这边去了。
宋遂良认为，中国有太多一致的声音，这不利于我们文化多元的发展；中国人也太一本正经，不习惯幽默，我们应该允许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存在，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不要扼杀年轻人的才气与灵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电影评论家陈晓明说，陈凯歌和胡戈之间很难说谁对谁错，胡戈确实开了《无极》的玩笑，但他只是制作了一个个人喜爱的网络产品，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只是一个胡闹的东西，这是一个人人都喜欢胡闹的时代，所以它流行开来。至于陈凯歌，虽然公众判断他的做法不明智，不过他有他的道理，起诉也是他的权力。任何一个人受到攻击都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之常情，不能因为他是名人就要求他被骂之后也必须保持镇静。但是无论如何，以他的身份地位，与胡戈计较似乎不太合适。即使陈凯歌胜诉，形象也会受到损害。
我们的社会现状，已经由精英阶层完全掌握话语权，发展到民众也有自主表达的权利；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之间、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如何和平共处，如何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是目前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胡之争”已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众口一词支持胡戈的重要原因，大家并不是单纯支持胡戈，而是支持胡戈所代表的平民文化。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舆论研究所喻国明教授所言，“陈胡之争”带来一个最大的启示意义，就在于精英文化面对大众文化的崛起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的确，随着网络走进千家万户，社会现状已经由过去的精英阶层完全掌控话语权，发展到民众也有自主传播的权利。喻国明说：“所谓精英人士可以不喜欢大众文化，但是必须正确的面对它。一个文化上强势者面对轻微的伤害，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团体所应有的态度决不是攻击或谩骂。作为一个名人，你已经从社会上获得了巨大收益，所以有责任树立一个宽厚的、幽默的文化楷模、社会楷模的形象。就这件事情来说，陈凯歌的做法缺少风度。他可以有一百种选择，但他选择了最愚蠢的一种。”
陈晓明同样认为，网络时代是绝对平民化的时代，比如现在普遍追求的收视率、点击率，不分对象，人人平等，点击的可能是五岁儿童，也可能是尊敬的长者，但权力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摧毁精英的时代，他们的特权很快被消解，何况中国社会本来精英文化的根基就不深厚。面对这种现实，精英们不能惊慌失措，而是应该调整心态，寻求与大众文化的沟通与了解，毕竟占据更大主动的是他们，只有双方求同存异，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才能有益于我们的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针对普通人自主表达的能力与权力空前增强的事实，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明安香也指出，这种变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大众文化在掌握话语权之前，先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像胡戈这样其实是介于精英与草根之间的人，尤其要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专业意识、公共道德与自律意识。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整个“陈胡之争”中媒体起到了重要作用；娱乐时代，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准确发现问题、引领正确的舆论潮流，切忌贪图热闹、一味盲目炒作
如果不是门户网站的支持与各大平面媒体的积极跟进，“陈胡之争”或许发展不到现在俨然已是个“文化事件”的局面。在这场小人物与大人物、草根与精英的对决中，媒体的作用不可或缺。“陈胡之争”关注度很广，媒体进行报道理所当然，媒体工作者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向读者进行介绍。如果没有媒体，我们不能如此全面细致地了解事件的全过程，但是这其间媒体是不是无意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使得事情扩大化、夸张化？
胡戈现在成了名人，每天都要应付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已经有四家出版社与他联系出书事宜。为了争取独家、追求新奇，有些媒体并不是太负责任，比如某媒体报道“胡戈说陈凯歌没资格起诉我，因为他不是《无极》版权的合法拥有者”云云，一经报道，多家报纸纷纷转载，事实是胡戈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此，宋遂良教授说，很多人唯恐天下不乱，有点事就炒，这也是因为中国人乐趣太少所致。媒体一定要警惕这种泛娱乐的文化意识形态，要站得高一点，有一定立场和看法，切忌简单图热闹盲目炒作。媒体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高、审美起点高，才能准确发现问题，才能引领正确的舆论潮流。现在是信息共享时代，在扩大艺术民主、提倡言论自由方面，媒体的责任很大。
与此同时，喻国明教授也指出，在要求加强媒体自律的同时，公众也要给媒体比较宽松的舆论空间，不要随便乱扣恶意炒作的帽子。喻国明说：“媒体报道不可能全是第一手材料，但只要保证报道的消息有两个以上的独立客观来源，媒体就已经尽到了责任”。
全民上网时代，加强网民著作权意识很重要；今天是网络资源共享的受益者，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受害者；著作权保护意识的缺失，无助于网络时代的建设，有关部门会被迫制定更为严厉的措施
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但是不能因此忽视版权保护的重要性。那种总以为网络上法不责众的认识是错误的，网民要有版权意识，因为以后很可能自己也会被引用，现在是网络信息的受益者，以后可能就会变成受害者。明安香说，著作权保护意识的缺失无助于网络时代的建设，相反会制约网络的发展，因为有关部门会被迫制定更为严厉的措施，这样最终受害的是所有网民。
明安香教授说，单纯就这件事来看，胡戈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版权意识，他大量引用了《无极》的内容，不可避免涉及了版权问题。但是他一没有商业目的，二没有故意传播，三没有借此盈利，因此是否侵害了版权值得考虑。陈凯歌作为知名人士，应该做到心胸开阔大度，诉诸法律不是明智之举。
“陈胡案”早有先例；恶搞并不鲜见，在国外是很流行的大众娱乐活动，现在仍然很受观众欢迎；胡戈们应该从国外“前辈”身上吸取教训
“陈胡案”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前瞻性，但它不是网络时代第一宗，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理事长张楚说，尤其是国外，类似的案例有很多，只是细节上可能千差万别。拿明星“恶搞”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娱乐活动，已经在国外和港台地区流行了多年，至今仍很受观众欢迎。它是娱乐时代人们对精英文化的一种解构和玩笑。什么最火、什么最流行，人们便拿什么来开涮，其目的不过是博大众一笑。比如最近李安的《断背山》频频获奖，各种以《断背山》为蓝本的搞笑短片就开始风靡起来。目前较为流行的版本是《断苹山》，两个男主角端坐在一台“苹果”电脑前，人物的对话完全模仿《断背山》中的杰克和恩尼斯，网友们看了从头笑到尾。
著名的“恶搞者”阿尔·扬科维奇更是大名鼎鼎，他专门以篡改别人的歌曲为己任，把那些最流行的歌曲填上歌词，灌成唱片，让人哭笑不得。遭过“毒手”的歌坛巨星不计其数，除了迈克尔·杰克逊外，还有鲍勃·迪伦、滚石乐队、皇后乐队、U2、涅乐队、麦当娜等等等等。不管原来的歌曲是激昂、是幽怨、是严肃、是抒情，到了他的口中，就都只有一个效果：搞笑。巨星们没有去告他，反倒经常觉得自己的歌被他戏仿是种荣幸。涅乐队的贝斯手甚至说，在听说戏仿了我们的歌后，我们都有种“终于成功了”的感觉。扬科维奇得过3次格莱美奖以及6次格莱美奖的提名。当然，扬科维奇遇到的也不总是绿灯。他戏仿说唱歌手考利欧时，沟通不畅，未得允许就戏仿了他的歌，事后考利欧公开表示不快。扬科维奇现在是成名人物，当然每次戏仿前都和对方联系好，得到允许后才开搞，这也许是胡戈们应该借鉴的地方。
在我国，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恶搞”也并非没有先例，前几年东方时空栏目组根据影片《列宁在十月》恶搞出来的《分家在十月》，就极尽了讽刺搞笑之能事，时间、白岩松、崔永元等人倾力参与，在网络上很是大火了一把。观众看后会心一笑，并没造成什么不良后果。
“陈胡之争”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网络时代，它带给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课题。它有可能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到一些借鉴、吸取一些教训，对我们当代的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