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吴尔芙文集中有两本批评集子名叫《普通读者》（I，II），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她在代序中引了《格雷传》中的一段话：“……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他们给予了普通读者以推崇。当我从两岁的孩子口中听到唐诗“床前明月光”的时候，我对此断语深信不疑。从李白到两岁的孩子，中间有多少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父母？就是他们用口耳相传的形式把这首简洁的诗歌连同李白的名字种在了中华文化的中央。在某种
意义上，读者的常识就是批评的摇篮。
文学不像其他商品，它不能够通过批发或批示到达你主观假想的故乡。在没有与读者相遇之前，它只是一堆死寂的文字，它奄奄一息，蒙尘垢面，执著而孤独地等待着一双双慧眼。文学只能凭神秘的缘分到达单个的心灵，文学的生命靠了这些孤独的读者去挽留、发现、激活、升华、流转、传承……
批评家的合法性
当下的批评，在绝大多数人那儿已经沦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特征密切相关。因为是职业，所以有高低之分。批评家也有了成功与不成功之分。成功的批评家获得了无形的特权，他们居高临下，把持一种审判的姿态俯瞰着芸芸的作品与作家，随时准备给作品、作者冠名号，下定论，从来没有把“自我的存在”放进批评中去，也没有把自由当成最可贵的来追求，随时准备着抽身而去。个别批评家干脆把作者当成敌人，把作品当成靶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谁赋予了批评家如此高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从哪里来？”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在理解之前就评判”正是批评问题的症结。
让批评家回归读者
文学不是商品，批评不是质量检测官和物价审计员，甚至文学不能以好、坏来简单定性。文学应该以是否值得阅读和批评来区分，批评家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批评对象。批评家在文学的丛林里精挑细拣，势均力敌的批评对象是批评家要费尽心思去寻找的。文本终于凭着语言游走的馥郁气息将批评家拽住，使他最细微的神经颤栗，他深深地迷失在文本散发的香味中，与他内心一直渴望的迷失互相引证。
没有阅读这一孤独的旅程就没有批评。批评是最深刻的阅读。
别忘了，我们首先是读者，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
当我们批评我们当下的批评的时候，首要的是要将批评家从宣判的特权中解放出来，将批评家回归到普通读者的队伍中来，只有这样，我们谈论批评才有共同的基础。因为归根结底，人是孤独的。文学、批评、艺术无不是孤独的。因为孤独，读者与文艺相逢；因为孤独，读者成了批评家。
批评，在我看来，不是别的，就是以孤独唤醒孤独，以孤独温暖孤独。著名的诗人、评论家波德莱尔在他的《恶之花》的开头发出了有力的呼唤：“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和兄弟。”如果不是为了得到读者的认同，他不会这么干。写作和批评在这一点上是同一的。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我们假设批评家都是将批评当成一种事业来追求，都是有理想、有雄心毫无私心杂念的读者，那么，他会面临怎样的难题呢？
———主体性如何保持，是像西医将“病人”当成“病”来治疗还是像中医一样当成“人”来对待？作品是批评家用来验证自己理论体系的个案还是一个有待激发的活生生的个体？我们重新面临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一直被缠绕的问题：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
我们充分地尊重作品，将它放置于复杂的文学历史和当下的具体境遇中来认真地对待，并被小心翼翼地命名为文本的时候，批评家依然有新的压力，他是被作品完全吸引过去试图变成作者体内的蛔虫，还是出示自己内在的主体性。托马斯·曼说：“说到底，世界上只有两种基本的态度或观念：审美的和道德的。”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如果在基本的态度上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批评就无话可说。
负责任的批评
批评家跟批评对象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契机，这种契机就是对人本身的关注，犹如斯达尔夫人之于卢梭，波德莱尔之于福楼拜，吴尔芙之于奥斯丁……因为爱而理解，因为理解而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曾经说过，“看一个人读什么，可以了解一个人，而要想真正理解一个人，则要看他重读什么。”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对象决不是他匆匆浏览的东西，而应该是他重读甚至反复阅读的东西，是他了然于心的东西。
批评家对于其批评对象就像他的日常生活，他所要揭示的东西有如他所体验的爱情一样直接来自心脏最隐蔽的角落，甚至比演员之于角色更甚，不是模仿，不是揣度，而是与过去的每一个日子的经验一样已然成为生命本身的组成部分。
批评家写评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卖弄满腹经纶，不是为了表明高高在上的审判姿态，更不是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冲动，而是为了慷慨地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引起普通读者孤独的阅读和交流行为！我以为这是当下批评急需重建的基本常识。
□申霞艳（广州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