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美丽的田野》的社会学释义
我们不能不感佩于剧作家冯延飞，当他携着《希望的田野》中的主人公在中国大地上刮起“徐大地旋风”、并让我们从徐大地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后，又以敏锐的嗅觉和剧作家的使命感，艺术地再现了一场比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中国大地带来的巨大变化更为深刻的革命，形象地揭示了“民选”莅临后，那些曾经温情脉脉而又阻碍社会发展的有形或
无形的“众神”从历史舞台上的退位，以及这些“众神”退位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片美丽的田野。
其一，“英雄”的退位。
有人说，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因此，当人们呼唤“英雄”而“英雄”却自动退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凤凰岭社会的进步。在《美丽的田野》中，主人公田野无疑是具有个人魅力的。但当他的个人魅力融入凤凰岭民主政治的潮流之后，便不再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他必须是一个民意的代言人，而不是救世主，更不是青天大人。他要想把“村官”干下去，就必须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去行事，这与个人品行、能力有关，但不是决定因素。如果他不去为百姓办事，他怎样以民主的方式上任，也要以怎样的民主方式卸任。这是民主的规则。当这一规则成为“官之道”的潜规则的时候，包括李长顺在内，同样也会“洗心革面”，为凤凰岭鞠躬尽瘁。所以我们说，凤凰岭最后走向富裕，有田野的个人功绩，但更是民主政治的胜利；假如田野重新去城里经商，换个人来执掌凤凰岭，只要“民选”的机制还在，就没有人可以阻挡凤凰岭前行的脚步。因为，作为英雄的“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和“失败之后的悲壮”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动摇。
其二，“专制”的退位。
“民选”使村官的留任或卸任的决定权掌握在了村民手中，也就是说，村官的“上级”在“民选”后无形中出现了“位移”和“置换”。因此田野在村民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并校议案”后自作主张、拍板定夺后，李长顺便使出“民主”的杀手锏，贴出“罢免告示”。邵乡长无奈地告诉田野：“乡里救不了你，县里也救不了你！”尽管邵乡长是田野的战友，尽管县委徐书记也很赏识他。这就决定了田野此后的行为要“对下负责”，而不是“对上负责”。换句话说，当田野的专制意识有所抬头之时，是“民选”机制将其专制意识的萌芽铲除于摇篮之中。
从这一意义上讲，李长顺的“下台”，有其品行的个人因素，也有“时运不济”和不识时务的一面。他的乡霸作风和巧取豪夺的个人欲望，是专制政体的必然产物。因此，也就注定了他必然成为专制政治及其潜规则的牺牲品。他的村官之路虽然谈不上悲壮，却足以令人深思。
其三，“恩情”的退位。
从封建主义那里“打包”而来的“余毒”的退位相比，“恩情”的退位毕竟让人心存隐痛。七娘的“恩情”理念，伴随了她的一生；她也正是靠着“恩情”的理念，悟出在凤凰岭社会游刃有余的丰富而“管用”的“民间智慧”，成为凤凰岭人人仰慕的“精神教母”。有着这样的“资历”，她有十二分的把握，理清自己抚养的长顺和田野之间的纠葛。的确，尽管七娘在“民选”这件事上倾向于田野，但长顺自始至终没有忘记七娘的“恩情”。但当历史步入21世纪，当“民选”这一无形的事物莅临凤凰岭的时候，“恩情”却没有成为七娘包治百病的“验方良药”，它非但没有在兄弟之间起到“软结化淤”的功效，连自己也得惊叹为何如此这般的“不受用”。当这一历史的进步用七娘隆重的葬礼来传达的时候，自然具有撼人心魄的象征意味。
其四，“仇怨”的退位。
田野上任后，公然与其叫板的人是张三、“大背头”，当然幕后都是哥哥李长顺。田野能够不计前嫌把砖厂承包给张三，并让处处刁难他的“大背头”去做沟通城乡市场的经纪人等行动。有他为人宽厚、善良的一面，也有聪明的工作方式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赢得凤凰岭人的支持，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把这个村官干下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他从哪一方面讲，都要宽容张三、“大背头”，包括李长顺的所作所为。与此同时，当张三、“大背头”和李长顺经过“民选”的洗礼，也开始懂得只有赢得人心，才能赢得尊严的时候，积郁在他们之间的仇怨，尤其是兄弟之间的仇怨，自然也悄悄退位。
其五，“习性”的退位。
在凤凰岭社会里，活得最没有尊严而又最理直气壮的人是“三军司令”，这是一个不把自己当人看的人。当“民选”刚刚踏进凤凰岭时，他仍然以自己的习惯思维，因“民选”可以兑现成一袋面粉而手舞足蹈；当他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人，一个可以对“管”自己的人说“不”的时候，其“人”的意识也渐渐苏醒，于是他重新燃起了对新生活的渴望。而凤凰岭的村民们那些看不见的从众习性、狭隘心理等导致的自私行为也都在一场悄然的“民选”革命中渐行渐远。
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剧作家的进步，因此也是《美丽的田野》较之《希望的田野》更具现代意识和理性色彩的区别所在。■孙桂林
美丽的宣言
——电视剧《美丽的田野》创作谈
《美丽的田野》是“田野”系列的第二部。在走出《希望的田野》徐大地的“神话”模式后，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艺术触角应该触及到哪里，我们选择了凤凰岭，选择了凤凰岭的人们。我们试图通过他们诠释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变化，我们把凤凰岭当作一个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力求以民主政治为视角全方位透视“凤凰岭社会”的秩序，以超越现实的目光多侧面再现“凤凰岭命运”的升沉荣辱，以人文和人性为基点关照“凤凰岭人物”的生存状态，以生命和人生为蓝本临摹“凤凰岭世界”的精神图腾。
东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片土地上创作作品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创作者对文化的诠释。然而所有的传统与文化并不完全是精华，通俗不等于庸俗，粗犷不等于粗糙。《美丽的田野》的创作宗旨就是在强化电视剧作品的文学性的同时，用各种手段完成它的审美与艺术的升华。对于田野和田野上的人们，我们提出了“讴歌美丽、捍卫善良”。这两句话可以称作《美丽的田野》的宣言。剧作家和创作者们用极大的情感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讴歌了在田野上生活的人们的真善美，讴歌了这一片美丽的田野。
对于《美丽的田野》剧本的定位，我们强化它的剧本文学性。作家冯延飞也是恪守着这一准则。在他的笔下，七娘、李长顺、三军司令、美观、八路国等一系列人物都可以林列在中国电视剧人物画廊中。这些人物是独特的、鲜活的，是不重复的。《美丽的田野》的剧本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生活中人物的临摹状态，而是通过剧作家对中国农村的思考，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将人物的内涵赋予了更强大的力量。如田野的回归，李长顺的觉醒，葵花的执着，七娘的大善大义，丁春丽的敢爱敢恨，八路国的精神引领，三军司令的生活状态以及美观面对平淡生活的满足和对爱情的渴望都将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提升到更高的精神世界当中去。我们力求让《美丽的田野》成为一部作品，让这部作品的人物不仅仅停留在生活人物的复述当中，而是通过人物传递出精神层面的信息。当美观这样一个剧中的小人物表现出面对清贫不觉苦难，用最小的人生欲望换取最大的人生快乐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的精神和心灵面对美观都是一次净化。
在对人物的刻画上，我们恪守着“讴歌美丽、捍卫善良”的创作原则，对每一个凤凰岭的人物我们都予以了极大的情感，哪怕是像三军司令这样身上有些瑕疵的人们，我们也没有加以常规式的讥讽，而是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农民兄弟。我们力求发现人物身上的美丽，歌颂人物内心的善良，而歌颂美丽并不是回避矛盾，事实上对美丽的歌颂也就是对丑恶的鞭挞。当全体凤凰岭人抬着用葵花做成的灵柩送葬七娘时，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场葬礼，而是一次向美丽的告别仪式。面对善良和美丽，所有的良知都会苏醒，引用冯延飞一句名言：“放大了善良就是君子”。
在《美丽的田野》的艺术形式上，我们采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在保持生动鲜活、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又用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现实与希望，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与梦想。通过凤凰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歌颂了人性的美丽，歌颂了人格的美丽，歌颂了和谐的美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恰恰是需要这些美丽的。整部电视剧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的运用上起到了升华整部作品的作用。当美观的娘娘在房上舞动猎猎的红旗时，当凤凰岭的人们将七娘的葵花灵柩抬入如海的葵花地里，人们似乎领略到了另一精神层面的感悟，画面传递出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故事信息，而是一种能够让你精神得到升华的冲击。
在通篇的影像上，我们也力求强化视觉的冲击力，拍出大东北的美丽。从剧本定位开始，我们就将葵花作为本片的主影像，作为在盐碱地里生长、每天向着太阳的一种菊科植物，它耐旱，耐瘠薄，但要求阳光充足，我想这能最大地体现东北农民的精神本源。葵花如海，象征着大东北农民的美丽；青纱如墙，象征着大东北农村的美丽。我们用如海的葵花，如墙的青纱完成我们对家乡的理解。
《美丽的田野》之所以美丽，是因为这片田野是美丽的。《美丽的田野》之所以美丽，是因为生活在美丽田野上的人们是美丽的。
千百次，我苦苦地将你寻觅，寻觅我梦中的美丽，
千百次，我默默地自己问自己，什么是美丽的你……（新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