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儒宗冯从吾

　　古色古香的西安书院门，因久负盛名的关中书院而得名，关中书院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明代教育家冯从吾。西安文理学院最近树立了冯从吾雕像，而在西安市区里现在还留有冯从吾祠堂和墓的遗迹。昨日，对冯从吾素有研究的吕效祖先生和冯从吾第14代孙冯致远，向记者详细介绍了———

　　铁骨铮铮 冒死直谏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的一天，京城皇宫内张灯结彩，笙歌喧天，王公大臣竞相揖拜，赞辞颂诗不绝于耳，为当朝皇帝的生母———仁圣皇太后隆重庆贺生日。这时，明神宗朱翊钧自然欢喜不尽。可是，一份题为《请修朝政疏》的书奏，顿使他大发雷霆。他立即传旨：对上疏者“廷杖”。廷杖是惩罚官吏的一种酷刑，即在朝廷上当众用棍棒殴打被脱了衣裳的大臣。原来，这份奏疏非但没有一字向皇太后祝颂万寿，反而全篇矛头直指皇帝。正当杀气腾腾的武士持棒上殿，准备动手打的时候，大臣赵志皋等人出面向明神宗极力恳请，联名举保。明神宗姑念太后寿辰，给了面子，上疏者才幸免于难。

　　这位冒死直谏的上疏者，就是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

　　冯从吾（1557年—1627年），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人。他出身于一个笃信理学的士大夫家庭，幼年苦读儒家经典，喜欢钻研深奥的宋明理学。父亲冯友非常关心他的成长，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做人上详加指教，希望他按照儒家的人格风范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冯从吾日夜苦读，学业长进很快。二十岁时，赴京城太学就读，学成后返回长安，被聘至正学书院讲学。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他参加乡试中举，翌年考中进士，先在朝廷礼部任职，不久改任御史，负责北京城的治安秩序。

　　冯从吾为官，刚正廉洁，敢于直言。胡汝宁横行不法，劣迹昭著，虽汤显祖等人多次上书，建议予以查办，但神宗置之不理，仍委以重任。冯从吾举证责问神宗，终迫使神宗将胡汝宁罢黜。然而，国家内忧外患迭出蜂起，朝政大权多被宦官奸臣专断，贪官污吏胡作非为更加肆无忌惮。冯从吾深感忧虑，如此下去，明王朝前途不堪设想，国家领土也很难保全。于是就在“圣母圣节”这天上了那份《请修朝政疏》。他冒死指责神宗“静摄深宫，郊庙不亲，章奏留中不发”，“欢饮长夜，倦于窈窕之娱而晏眠终日，不然，朝政何废弛至极也！”他责问：“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天下人心岂可欺乎！”他进而规劝神宗：“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恃，勿以将来之危乱为可忽！”这些鞭辟入里的警策之言，心系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忧患，可明神宗讳疾忌医听不进去，反而让冯从吾差点丢了性命！御史官做不成了，冯从吾就告辞京城，回到了他的故里长安。

　　从此，他在长安宝庆寺开始了他从事讲学、著述的生涯。虽身在乡野，但心系国事，他想通过讲学去唤醒士志，改良世风，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治世主张，继续与奸臣贪官等恶势力进行斗争。冯从吾的讲学深得士子之心，一时吸引了听者过千人。朝廷为了笼络人心，曾几次诏令他出来做官。他怀着对统治者的一丝幻想，在三十多年的讲学岁月中，又先后应召做官两次。然而他刚正不阿的人品在昏昧的朝政下，又注定不得其志，都很快被罢黜归乡了。

　　教育思想：“做好人 存好心 行好事”三句行世

　　冯从吾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宝庆寺讲学时，特意撰写仅108字的一篇短文名曰《谕俗》，全文是：“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丙申秋，余偕诸同志讲学于宝庆寺，旬日一举，越数会，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且先问所讲何事？余惧夫会约（指《宝庆寺学会约》）之难以解也，漫书此以示。”

　　这是400多年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宝库中最通俗而又最杰出的典籍之一。是冯从吾继承弘扬“关学”道统，献身教育事业，孜孜不倦以“提醒人心为己任”的讲学宗旨和纲领；也是冯从吾对我国儒家两千余年来古圣先贤讲经明道如何做人的目的，以最通俗语言文字进行的总结和概括。正如他在文章开首所写的那样：“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这是多么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地讲经论道的语言，不仅避免了千百年来学者们引经据典，反复考证教条式的繁琐讲学的弊端，使受业“士子”立即得到修身治学的要领，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农、工、商、贾，一听就懂，心领神会“咸来听讲”。还可以说是我国几千年来教育史上有关教学改革最佳最早经验总结的典范。很值得我们今天各级各类学校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借鉴。冯从吾曾向世人宣称“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转乾坤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拨乱反正在此讲学、扶正变邪在此讲学”，“在此”二字不是指讲学的地方，而是讲学的内容，即《谕俗》开首的“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话的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具体阐述。

　　治学观点：“学 行 疑 思 恒”五字立身

　　冯从吾继承了张载所提倡的“学则多疑”的观点，而且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了“学、行、疑、思、恒”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

　　首先，他强调“学”与“行”应紧密结合。他说，天下之事，未有不学而能行者；同时又说，讲学原为躬行。他要求学生戒空谈，敦实行，只有后躬实行，切实专做，才是真学问。他还以学射箭为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学行合一的关系。他说：“学射者不操弓矢而谈射，非惟不能射，其所谈必无当。”

　　其次，他认为在学习中“疑”与“思”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就是思考、钻研，动脑子去想；疑就是疑问，即在学习中要提出问题，提示矛盾。他说：“思而疑，疑而思，辩之必欲其明，讲之必欲其透也。”意思是，思和疑是一个互为循环往复的学习提高过程，通过独立思考，认真辩析和讨论，知识就会融汇贯通，疑惑释明；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一定会更加透彻、严谨。他认为“只要一息尚存，此疑不懈，九天九地何处不入。”意思是对待疑难的问题，一定要肯于吃苦，勤奋钻研，不攀登到知识的高峰决不罢休。

　　再次，他强调学习必须有恒心，要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只有如此，才能有所作为。

　　这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符合人们治学的基本规律，至今仍可以作为我们读书学习的借鉴。

　　在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中，冯从吾特别注意为师之道。他十分热爱作教师讲学这一职业，为官也讲，不作官也讲，走到那讲到那。“学之当讲，犹饥之当食，寒之当衣。”他把讲学看作穿衣吃饭一样，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作为教师，又非常注意陶冶情操，为人师表。他虽曾做过高官，但始终生活俭朴。当他七十寿诞时，学生们准备为他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他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我们怎能安然欢娱呢？”劝告学生不宜辅张办事。

　　冯从吾主持的关中书院办得闻名遐迩，他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魏忠贤的爪牙遍布全国。据《陕西通志·艺文志》载：“天下皆建生祠（魏忠贤），惟陕西独无。”就是由于陕西知识界坚持了冯从吾所教育的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结果。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朝廷竟下令捣毁了关中书院，把冯从吾尊崇的孔子塑像掷于城墙南隅。冯从吾目睹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书院成为一片废墟，悲恨切肤，于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饮恨长逝。

　　孜孜育才 弟子五千

　　冯从吾历尽艰难曲折，惟对教书育人乐此不疲，孜孜不倦。他说讲学可以“发蓓击蒙，移风易俗”。这就是说，他把教育看成改造社会、发人才智、净化世风的重要途径。他还认为，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更需要讲学，以唤起人心，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安定天下。这说明他讲学还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与魏忠贤之流继续进行斗争。为了达到讲学的目的，弘扬教化，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以后，他主持了关中书院，使这个书院成为正直人士评论国是、反对魏忠贤之辈的讲坛和学术活动中心，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著名学府，先后培养五千人之多。于是他声名大震，被人们誉为“关西夫子”。

　　由于冯从吾特别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因而他很强调德育。他说“讲学就是讲德。”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对古代直臣仁人的骨气节操，常表示钦佩不已。教育学生学知识，首先应学会做人，做堂堂正正、品格高尚的人。将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学业更会有成就；否则将聪明用于邪路，则愈聪明愈坏，其学业会助长恶行。他之所以这样强调品德情操，是由于品德情操是原则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他认为只有秉公持正，一心为国，才称得上君子。他视朝中阉宦权奸为小人，自己宁可高官不做，厚禄不取，也决不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他常教育学生要分清君子和小人，要分清大是大非；否则，“若要立中间，终为路人”，自己终将误入岐途。

　　他还特别强调，做一个高尚的人，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切都要从国家的利益着想，个人利害得失、祸福荣辱统统算不了什么。他要求学生“无驰于功名”。不要追求个人的名和利。冯从吾这样教诲学生，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无论在朝在野，施教育人不遗余力；一直用高洁的人品节操给学生树立了榜样。他在七十寿辰时，写了一首诗《七十自寿》：“太华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岁寒，人肯为时移？点检生平事，一步未敢亏。”这首诗就是他最好的人格写照。

　　关中书院的故事

　　书院之风，始于唐代，至宋代尤盛。当时，驰名全国的白鹿、石鼓、睢阳、岳麓四大书院，或系官府公设，或为私人所办。其中讲学者，多为有名望的学者。其教学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大多采用个别钻研，互相问答，集众讲解的方法。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典籍，间或亦讨论时政。时清时代有的已成为科举考试的备考场所。

　　关中书院沿用宋代书院的传统学风，是明清两代陕西地区的最高学府，也是宣扬儒家学说的重要阵地，数百年间，一直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名。书院创建伊始，陕西布政使汪可受购置田亩，将其田租作为书院经费。延绥抚台涂宗俊听到陕西办起关中书院，甚为欣喜，遂捐款为书院增建讲堂六间，并题名为“允执堂”。“允执”出自儒家典籍中的“允执厥中”一语，意思是遵守中庸之道，而且与关中的“中”字相呼应。这也表明，这个书院是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培养人才的。

　　关中书院坐北向南，允执堂位于中央。其左右各建面南屋四间；东西各建号房六间，为生徒宿舍。讲堂之后，筑有假山，三峰耸翠，俨然是一座小华山。讲堂之前，修建方塘约半亩。方塘中心竖一亭子，其上砌有石桥。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记》中抒颂此处风光道：“松风明月，鸟语花香，令人有春风舞雩之意。”书院前端有两重门：大门二楹，二门四楹。大门原在南面，因毗邻官署，师生出入不便，以后改开在西边小巷内。进士闵洪学等共推咸宁学者王大智隶书“关中书院”，由郡丞刘孟直就院内建筑陈设写有《八景诗》。为书院新开的西门增色不少。

　　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关中书院规模较前更为增大。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皇帝赐给匾额一面，上书：“秦川浴德”。至乾隆三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到任后，认为关中书院“移风易俗，教化为先”的效益宏大，因而对书院大加整修，书院称盛一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关中书院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将第一师范改为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1963年，西安师范撤销，西安市第五中学迁入。1985年，又恢复了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名称。

　　建国后，关中书院被列为陕西省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