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昨日，凭央视《百家讲坛》的“清朝十二帝”系列演讲广为人知、现年72岁的清史学者阎崇年，从北京赶到成都，风尘仆仆却不露疲态。在其下榻的酒店，阎崇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端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位明星级学术专家中等个头，体态偏瘦，笑得中庸而有风度，清癯的面容透出谦逊、儒雅之气。阎崇年此行来蓉将献上两场演讲，这是他十几年
后第二次来到成都。今日17时30分，阎崇年将到四川师范大学举办学术讲座《清帝学习与教子》；而明日14时，他将登上文轩名家论坛，以“怎样评价慈禧”为题现场演讲并签售。
阎崇年
1934年生于山东蓬莱，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满学会会长，主攻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主要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和《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中国都市生活史》等14部。
对话阎崇年
“一讲仅千元今年还讲袁崇焕”
抓住观众，主抓“五说”
成都商报：学问是有点枯燥的东西，您是怎样抓住那么多听众的心的？
阎崇年（以下简称阎）：我做了很多思考。主要是受众面太大了，层次不一。平时和博士生讲课，和跟本科生讲课都有很大的差别。我琢磨了很久，慢慢把握了5个点，第一是“正说”，这是一个天时。当时，那么多“戏说”，听众对“正说”实际上有着超乎寻常的需要，各种年龄、各行各业的都有。第二是“细说”。教科书只能讲个大概，演讲又不用考试，就要把事情说具体了，讲故事。这主要是说给一般的观众，像一些家庭妇女。第三是“深说”，这是说给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听的。比如鸦片战争的必然分析等。第四是“通说”，这是说给一些公务员、商人和政府机关干部的，他们来听就不是光听一个热闹故事，他们要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第五是“新说”，这是说给文化界的，比如记者，要有新意，说一些他们想不到的，提出新的见解给他们。
有人批评“闻过则喜”
成都商报：对“戏说”，您怎么看？
阎：“正说”本来就是专门针对“戏说”提的。“戏说”是一种社会的需求，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戏说”成风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开始的，但“戏说”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又提升了，这么多“戏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群众要求回答“写实”的问题。人们分不清历史和游戏了，常把“戏说”当正史，这对青少年正确了解历史尤其不利。
成都商报：学术界对你在电视传媒做演讲明星，会有异议吗？
阎：刚开始我确实很犹豫。但是历史学的功能是多元的。除了学术功能、资治功能、教化功能之外，文化功能很重要，要让非历史专业的正确了解历史，这也是历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最终说服了我自己。讲完第一讲后，我特别关心学术界的反馈。开始我觉得会毁誉参半，但就我知道的情况，几乎大家都是鼓励和赞同的。这给我很大信心。
成都商报：那您在央视论坛的演讲有史实上的硬伤吗？
阎：有。错字不去说了。史实错误很多情况下是说错了，口里说的和脑子想的不一样。有一次讲到康熙，本来知道是“路易十四”，却说成了“路易十六”。这些我及时发现的，就让编导在下面加个字幕更正一下。那些来不及的，我就只有在书里弥补过来了。
成都商报：遇到个人观点和其他清史家不一样的情况，您怎么处理？
阎：这种情况不少。一般我会先讲学术界最主流的看法，然后也讲出我自己的观点。
成都商报：去年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学”，收视率也很高，但引起了红学界的不满。
阎：刘心武的“红学”，自有红学界去评价。我就不去说了，呵呵。当然，如果是我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那我只有四个字：闻过则喜。
得享大名难言放弃
成都商报：登上央视《百家讲坛》，除了名气提升外，经济报酬高吗？
阎：绝对不可能为了经济。央视那个讲坛对任何演讲者都一样，不管你是杨振宁，还是比尔-盖茨。一讲1000元，除去税也就900元多吧。
成都商报：如果受精力限制，只能在学术专家和演讲明星上做取舍，您做何选择？
阎：今年，我又要在央视讲袁崇焕了。演讲明星，这都是别人给的说法。收到那么多信的时候，真的很感谢观众的抬爱。以前出一本学术书籍，一般就是卖个百来本，最多不过万。《正说清朝十二帝》卖了30多万本，盗版还不算。能使历史的知识向大众来传播，这是件很愉快的事。但是，我一辈子研究清史的工作不会放弃，这是我学术的根本，也是我的本分。
讲坛时代：最早的“驻坛”专家
2004年，阎崇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讲《努尔哈赤》，500人的教室挤了700来号人，有学生、教师、记者、政府公务员等，历史水平参差不齐。几架来自央视《百家论坛》的录影机方位摆好，开始运作了起来，一场下来，央视《百家论坛》的编导们要求阎崇年接着讲皇太极，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清朝十二帝”一一讲完后，还讲了“总说”，并六次为观众“答疑”。据悉，阎崇年的“清帝系列”一举使《百家讲坛》成为科教频道收视率最高的栏目，而阎崇年也成为比刘心武、易中天更早的“驻坛”专家。而由此系列讲稿整理而来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大卖30多万册，一年内加印15次，又创下出版界历史书籍的新纪录。用央视制片人聂丛丛的话说：“做了三年多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接触的专家学者近千位，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说的，阎老师是第一人。”
一年的《百家论坛》“清史”系列演讲，让阎崇年推掉了所有的活儿。阎崇年谈及颇为唏嘘。每一讲两万字的讲稿，每天写5000字，从周一到周四，四天就是两万字。到了周五开始串稿子，晚上给家人讲，然后周六用一天的时间进行修改，晚上到楼下遛弯儿把第二天要如何讲的内容和方式都过一遍脑子，周日就到电视台开讲。周一又开始循环往复：“这一年里不敢得感冒，感冒后昏昏沉沉的说话会颠三倒四；也不敢出差，不敢开会，所有的时间都是一环扣一环，不能落空。”
前讲坛时代：清史界的学术精英
在清史研究学界，阎崇年称“这个圈子的，不管国内国外，几乎没有不知道我的”。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艰涩深奥的历史学在学富五车的他那里举重若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出生于1934年的阎崇年20来岁就浸淫清史，其中颇多甘苦。结缘清史与学界大师杨向奎有关。据介绍，二十出头时，阎崇年专工先秦史，有一次他拿着自己的一篇研究先秦史论文，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教授指教，杨老先生看后连连叫好。几天后，爱才的杨老先生专门写来一封信，强烈要求阎崇年“改行”转攻清史，理由是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残羹剩饭，这块地儿实在太贫瘠。而清宫、清宫档案、文献全都在北京，并且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丢下一粒种子就能够有大收获。在“闭关”思考了一个月之后，阎崇年被说服了。学门一入深似海，阎崇年对清史矢志不渝了。
后讲坛时代：关掉手机躲避媒体
躲进书斋成一统的阎崇年成了大众追捧的“演讲明星”。有一次阎崇年打车，愣是被司机认了出来，不肯收打的费，理由是“学生不能收老师的钱”。盛名之下，全国各地媒体蜂拥而至，这也让习惯和书打交道的他一时难以适应，慢慢地学会了上午把手机关掉，但其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说起平时的习惯爱好，阎崇年称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平时不听评书、相声之类的，更别提看电视了。惟一称得上爱好的就是听黄梅戏。
对于膝下一儿一女，阎崇年不鼓励他们“承继父业”，因为“研究历史太苦了”。现在女儿选择了研究社会学，儿子学医，都小有成绩。而谈到对自己的评价，阎崇年沉思半刻，徐徐吐出：“我能吃苦，像农民；我很勇敢，像渔民；我又机变，像商人。一个人必须变，但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