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学鹏
2月21日，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美国经济黄金年代(克林顿时代)的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哈佛大学一小撮艺术和科学院的教职工的抗议和不信任投票下，愤然宣布辞职。造成萨默斯辞职的一般解释是萨默斯的铁腕治校思想、招摇过市的等级观、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的确，大嘴汉萨默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他的经济学智力似乎不能驾驭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以及被该大学里面极具个性的智力人口所认同。他所主导的针对本科生的课程改革遭到了一些教员猛烈的抵制并最终失败。他的失败让人联想到张维迎策划的北大教改。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学习的是主流经济学里的企业理论。他的教改几乎将英美的体制全搬过来，比如不留在校生、终身教授选拔、晋升规则的指标化和论文发表的国际化。他的改革意在扩大流动性、提高竞争性。但他没有考虑到对中国教授市场的限制和扭曲的体制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的混淆，让他付出了代价。
标准型的经济学家设计的东西在大学里被嘲笑和冷淡，这是个普遍而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科学里，只有经济学经常把自己打扮得像物理学。经济学有两个有趣的基因:一个叫拟合，即把过去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拟合成线性的函数型产品。我国经济学家经常有一种冲动，根据我国20多年来的GDP增长率来刻画未来的走势，并煞有介事地证明在多少年后我们将稳妥地超越美国。萨默斯显然就犯了拟合的错误，他关于“女人在理科研究上不如男人”就出自于他私人做的历史数据的拟合。
另一个基因叫静态比较。经济学是一门需要坐标系的学科，有了坐标，才可以得出确定的相互间的差异。经济学家使用它们，来看看现实和完美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好就事论事来讨论问题，好迅速地把智力集中到差异点上。张维迎的教改参照系就是美国的大学体制。美国的大学体制同中国的差异就是距离。但是，美国的大学体制也许不是出产那么多诺贝尔奖的根本因素，而是美国在二战以后形成的吸纳全球智力的传统和整合能力，以及构建出来的智力流的规模效应(智力人口进入美国可以发生在其他地方没有的智力联动效应和智力协同效应，形成规模效应)。
所以，大学里的人文教授不喜欢经济学家的领导力，其最关键的因素，也许并非是讨厌人，而是讨厌他们的智力方式和领导方式。(原载2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删节)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