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北京的地铁里，抬头就能见到濮存昕在公益广告里朝我们微笑，他常常这样笑容可掬地向我们“外现风貌”，但他分明也是个“内藏器度”的人，这次他在一家南方报纸上发表的语惊四座的谈话，就把他“内藏”的“器度”展现在了大家面前。
我已经说过，这个谈话是濮存昕在精神上的一次放光，也间接地向我们说明，他为什么能在电影《鲁迅》里演好鲁迅。
曹禺的艺术遗嘱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旦人艺出现困难与纷争，总会有一种代表着人艺的良知的声音响起。
一九八二年冬，林兆华排定演了探索性戏剧《绝对信号》，当时在中国剧协身居要津的戏剧官员是很不以为然的，在人艺内部也有不少质疑，就在这个时刻，曹禺给《绝对信号》剧组写了封信。曹禺是这样说的：《绝对信号》的优异成绩是北京人艺艺术传统的继续发展。
北京人艺从不固步自封，不原地踏步，绝不应抱着那点成就沾沾自喜，不求前进。人老，常易看不得新事物；机构老，就容不得新事物。
北京人艺绝不能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开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我们需要不同艺术风格来丰富这个剧院的艺术。不同剧本，使剧院不致陷于死水一潭。这个剧院，当然不抛弃已有通过艰难困苦，奋发创造才获得的所谓“北京人艺风格”，但我们绝不拒绝新的创造来发展、滋养我们的传统。
曹禺讲的这一番大道理是浓缩的大智慧。人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就是这种大智慧的物质结晶。今天我们面对人艺的复杂局面，还应该冷静地、虔诚地重温曹禺对于人艺的艺术遗嘱一样地重温曹禺在1983年3月15日写下的那一大段话。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
林-任-李三驾马车
如果我们再次确认北京人艺应该是“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开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我们就要下决心巩固“林兆华———任鸣———李六乙”的三驾马东地位，让他们在创作竞争中互补共荣。
如何对待林兆华的艺术创造？这又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于是之早就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于是之1992年给《林兆华导演艺术》一片作序。于是之说：“尽管我们常有这样的分歧，尽管我们俩的作为导演与演员的第一次合作就没有成功，林兆华仍然是我的好友，我对他的才智与钻研精神仍旧是钦佩的，并且还愿意同他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继续合作”。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林兆华初出茅庐的时候，是很有可能被扼杀的，但在曹禺、于是之的爱护与支持下，他终于成长为一个被很多人尊称为“大导”的人。林兆华的脱颖而出，是曹禺、于是之时代的北京人艺对中国戏剧作出的一个贡献。
读过濮存昕的谈话之后，我对他说，我同意他对林兆华的评价，但我以为他对任鸣、李六乙的评价偏低。要知道任鸣在1989年就独立排演了具有舞台艺术完整性的《北京大爷》。他近年来排的戏也不是都“不够精彩”，比如，他的《我爱桃花》就是一出比较精彩的好戏。李六乙是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戏曲艺术的话剧导演，他的独树一帜的戏剧思维使他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潜力，即便是通过《雨过天晴》、《非常麻将》的舞台呈现，日本的世界级导演铃木忠治已把他视为中国戏剧的未来之星。
人艺需要团结
现在媒体上出现了“人艺之痛”的词章。在我看来，最直观、最切肤的“人艺之痛”，是林兆华与任鸣之间的决绝式的对立。林任二位都是我的朋友。反正，林兆华在我面前没有说过攻击任鸣的话，任鸣在我面前也没有说过攻击林兆华的话。但他俩的决裂是实际的存在，而且由此导致了人艺的艺术机体的更大层面上的裂痕。我们今天不必去追究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也不必去探究双方的是非曲直。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北京人艺目前的不团结局面应该改变，因为这已经影响了人艺的艺术生产。
我想起两个月前的一个让我感动的场面。那是在纪念焦菊隐诞生一百周年的研讨会上。会议开始一个小时之后，林兆华走进了会场，见到林兆华，郑榕老师显得格外高兴，他拉着林兆华的手，热切地说着什么，又用手指了任鸣坐着的那个方向。这是很难得的林兆华与任鸣在同一个场合出现的机会。中国剧协的王育生先生跟我说，这一幕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郑榕希望林兆华能与任鸣走到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的印象竟然也是这样。也许是因为有这样愿望才强化了这样的印象。但我真真切切地从人艺元老郑榕在那刻的一举一动，一笑一语中，看到了北京人艺的良知。
□童道明（戏剧评论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濮存昕相关言论详见2月16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