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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触及了伊朗的“敏感题材”——女性进入体育场（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记者李宏宇
获得今年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的《越位》，故事就发生在世界杯预选赛，伊朗1∶0战胜巴林入围决赛圈那场比赛的前后两小时。对即将揭幕世界杯的柏林来说，《越位》到来的时机真妙。贾法·帕纳希的新作一如既往，关注伊朗女性在保守力量依然强大的
社会里遭遇的问题。不过在《越位》里，幽默取代了追问和痛苦，它成为柏林竞赛片里难得轻松的故事。
从装扮成男生混进体育场大门的女孩一个个被抓住开始，影院里不断爆出笑声。比如，伊朗的体育场里不设女厕，一个被抓的女孩非要上厕所，只好由一个看守他们的小兵押着去男厕。小兵费老大劲把厕所里的男人们赶走，还得拦住新来的人不让进。他问女孩：“你识字吗？”“识字啊，怎么？”“千万别看墙上写的那些东西！”
当年被称作伊朗新电影“后起之秀”的贾法·帕纳希，与他的前辈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有忘年之交。帕纳希从德黑兰电影与电视学院毕业后，由于仰慕阿巴斯，开始追随他担任助理导演。他作为剧组主创之一，参与制作了阿巴斯的名作《橄榄树下的情人》。他的才华亦令阿巴斯非常欣赏，在影片拍摄结束后痛快地将自己创作的剧本《白气球》交给帕纳希来执导。《越位》之前，2003年他导演的《赤金》也是由阿巴斯担任编剧。
不同于阿巴斯的温厚儒雅，帕纳希不仅在电影中屡屡触碰伊朗传统的禁地，面对记者，他也非常直率敢言。
南方周末：《越位》此时出现在柏林，真是巧妙的时机，这个故事最初是怎么来的？
帕纳希从阿巴斯的助手成长为屡获国际大奖的名导帕纳希：8年前，伊朗足球队击败澳大利亚，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回国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就是那一次，妇女被许可进入体育场庆祝球队的凯旋，5000名妇女出现在看台。这也引发了许多争论，说为什么要禁止女性进入体育场。我记得当时读到过一个体育记者的文章，他说在古希腊，女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公元前400年，妇女若想到体育场为她的儿子加油，就不得不假扮成男人。不管是不是真的，这引起我这部电影最初的念头。
4年前我住在体育场附近，国家队就在那儿训练。我想进去看他们练球，女儿也要跟我去。我跟她解释说她进不去，但她非要试试。我就让我妻子一起去，要是不让进，好让她带女儿回家。在体育场门口正如我预料，他们不让我女儿进去。女儿跟我说：爸爸没事，你先进去等我——不过10多分钟，她居然真混进来了。有记者拍了我们的照片，还登在伊朗的报纸上。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个电影的事情搁在一边了，是这件事让我又捡起来。当我知道伊朗很可能再次入围世界杯，我决定这是拍这部影片最好的时机。
南方周末：禁止女性进体育场，是伊朗的法律、宗教规定还是别的什么？
帕纳希：伊朗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允许和禁止的事情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比如流行音乐是被禁止的，但是你知道大家肯定没少听。此外，执行法律的人对法律有他们自己的阐释。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面对的究竟是真正的法律，还是某些人对它的阐释。
在伊朗，许多大众娱乐受到相当的限制，而足球既是体育更是娱乐。它让人们有机会叫喊宣泄，释放体内郁积的能量。体育场里的氛围是很雄性的，男人们在这里可以很放肆粗鲁，可以骂脏话。正因为如此，一些保守的人觉得不应该让女人看到这些行为，不能让她们进体育场。
南方周末：影片末尾提到德黑兰一场球赛里死了7个人，那是怎么回事？
帕纳希：世界杯预选赛里伊朗打败日本的一场比赛。大约有11万人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体育场出口停了一架军用直升机，士兵护卫阻止观众靠近。因为太拥挤，士兵开始推搡人群，一些人在冲撞中被踩踏。7个人死亡，受伤的更多，但伊朗媒体只登出了6个死者的照片。有谣传说第7个死者是个女孩。这始终没有被证实，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伤者当中，有一个是装扮成男孩的姑娘。
南方周末：如今在伊朗，年轻一代的观点与传统的、保守的意见有多大的冲突？
帕纳希：比如电影里的年轻士兵，他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身上就能体现出年轻一代人的想法和要求。士兵们得去确保秩序和限制，但他们对自己的职责有时也觉得别扭。年长的、传统的力量大约占人口的10％，他们掌握着权力。两代人之间当然会有冲突。
在伊朗，每一种约束都是许多其他约束的结果。如果我们看一种限制规定，它会提示给我们更多规定。我的电影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处理。我讲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但你会看到它周围各种各样的，更大社会范围里的问题。世界杯是全球的赛事，不管在伊朗还是日本，我们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消除那些限制。也许我们伊朗的女孩是在表达成为全世界一部分的愿望。但这并不是我的电影要传达的信息，观众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看法。
南方周末：我看过的伊朗电影，大多有着至少是外观上的相似之处———特别真实，有时候会忘了是虚构的故事片，而以为是纪录片。伊朗电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似性？
帕纳希：当然我不知道你都看过哪些伊朗电影，我想告诉你的是伊朗现在每年出品70－75部电影，有各种类型———商业的、文化的、家庭的，甚至宣教的电影。我猜你看到的多数是在文化层次上比较高的那种，因为只有这些电影在国外比较出名。这类电影经常处理伊朗社会的题材，手法确实相当类似，因为你说的是社会现实，你必须让观众感觉到你确实是在说真实的事情。
至于《越位》，我希望情节能体现这种虚构和纪实的模糊性。我们试图保持时间的一致，影片的长度差不多就是一场球赛的时间，我想让观众每一分钟都仿佛在看一个真实事件的进行。场地是真实的，球赛是真实的，角色和群众演员也一样。这也是我不使用职业演员的原因，他们的存在会让内容显得虚假。
这种拍法遇到了很多麻烦。在伊朗得到许可拍摄一场足球赛并不算太麻烦，但是要让女孩子进体育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另外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作为导演的名声是个问题。我们一直小心地避开媒体的注意，可是到拍摄结束前5天，一份报纸登出消息说我在导演一部新电影。军方立刻下令我们停止拍摄。我们得到指示，把毛片交给他们检查(因为片中涉及士兵)。我立即告诉伊朗的电影管理部门，没有可能，到全片拍完之前我不会给任何军方的人看。幸运的是只剩有数的几场戏了，只需要在一辆小巴里拍，于是我们不过是离开军事区，到德黑兰以外60公里的一个地方继续拍摄。
南方周末：您的电影还从未在伊朗公映过，您这种作风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帕纳希：如果一部电影入选德黑兰电影节，它就更容易在伊朗找到发行商。每一年我都填好所有的申请表格，但到目前为止我的电影还从来没在伊朗上过银幕。没什么办法，只能保持乐观。因为这部电影还有点儿幽默，今年它也许有机会得到发行。我想如果影片放映了，它会重新激起关于让女性进入体育场的讨论。世界杯快到了，这个时机再好不过。或许这只是个美梦，可我仍然期待。
南方周末：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次有流亡柏林的伊朗人抗议说，这些伊朗电影里缺乏对伊朗政权的谴责。您对这种态度怎么看？
帕纳希：很不幸，我们有两个武断的群体：一个在伊朗，多数人是政客，他们老认为我们这种人就是以色列或美国的特务；另一个是海外的伊朗人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一味地抗议、谴责伊朗国内的任何事情，他们老觉得只要是住在伊朗的人，一定是依附在伊朗政府一边。
希望他们看完这些电影，自己去判断吧。
南方周末：您对媒体自称“独立电影导演”，您如何定义“独立”？
帕纳希：独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依赖或强制；独立于我认为不正确的任何信念；拒绝自我审查，并相信我的电影最终正确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有的时候所谓“独立”是经济意义上的，你没有拿别人给的钱，但对我们来说，“独立”更是独立于政治。这是我不拍政治电影的原因。如果我拍政治的电影，我就得站在某一个政党那边，支持他们的是非观点。但我要说艺术比政治高得多，我们不去说谁对谁错，我们只是展现问题。对与错要留给观众去判断。
政治的电影会有过时的一天，但独立的艺术的电影永远新鲜。这就是我对“独立”的理解。只要我觉得疼，我就要做出反应，因为我不依靠哪个政党，我不用接受命令，我拍电影时做独立的决定。这样乐趣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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