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秉德
(《负暄琐话》责任编辑，原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副社长)
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我曾经组织编写一套汉语知识丛书，请了吕冀平老师做主编，其中一本《文言和白话》，他推荐由1950年代曾同他一起在北京编写中学汉语教材的张中
行先生来撰写。为此，大约是1984年吧，我赴京与张先生商谈撰写事宜。那时张先生蛰居于人教社，和我侪一样，从事着默默为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
生活中的张老又是一位蔼然可亲的长辈。他平易近人，朴实俭约，永远是一袭蓝布中山装，布鞋，典型的老一代学者的装束。那时张先生家住西郊燕园，在沙滩的人教社上班，路远车挤。这对于一个七旬老人来说是过于艰辛了。于是社里在院内为他拨了一间小屋，平时就吃住在院内。有时误了食堂的饭，就托人买一块烤白薯，或者到附近小饭铺随便吃一点。听他说，常去的是一家香河同乡开的夫妻店，说那里的馅饼好吃。后来有一次，张老领我去品尝。那是陋巷深处一间约三四十平米的平房，靠里边有一堵砖砌的矮墙，把厨房和饭堂隔开，矮墙又兼作了柜台。地中间一个火炉，上面烧着一壶水，正嘶嘶作响，四周摆几张方桌，围几只板凳。满屋弥漫着油烟和蒸汽。老板六十来岁，瘦小、腿跛，见张老进来，便高声寒暄。吃饭时，张老要了二两老白干，请店主一块儿喝。这位店主颇具幽燕之士的豪爽，也不相让，搬只板凳在张老身边坐下，于是两人就着一只粗糙的白瓷杯，嘴对着嘴，你抿一口，我抿一口，一面喝酒，一面天南海北地侃起来，其乐融融。
那次从北京组稿回来不久，收到冀平师转来张先生的一部书稿，但不是《文言和白话》，而正是这部《负暄琐话》。我打开这部书稿，立刻感到它与众不同，这是我十几年来所见到的最独特的一部书。全书计60则“琐话”，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老北京、老北大，“写可感之人、可传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坦言，他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
接下来便是编辑出版运作，当时实行的仍是选题备案制，很容易就被列入社里的计划，三审也很快就通过。总之，前期运作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世事诡谲难料，眼看着就要出书了，却遇到大麻烦，使《负暄琐话》面临流产的危险。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图书市场渐渐萎缩，图书订数急剧下降，听说著名作家王蒙的一部小说才征订了300本。《负暄琐话》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省新华书店汇总上来的订数竟是区区可怜的670本，这与社里规定的最低开印数相差甚远。对于征订数太少而造成较大亏损的书稿，社里的办法是如同现在股民被“套牢”之后的忍痛“割肉”：停印、退稿，给作者适当的补偿，了事。这样做，作者不满意，编辑也无奈。此前，我所编辑的一套《外国文学名著欣赏》丛书就遭遇了这样的厄运，订数从第一辑的几万册一路下跌，到要出第十辑时，仅仅征订上来3500本，被迫停印退稿。
现在，面对这张征订单，我是真的傻了眼，叫苦不迭。这就像是一纸死刑判决书。如果换成别的书，也就罢了。但是这部书，我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作“割肉”处理。我冥思苦想，想着挽救的办法。那时，图书发行改革刚刚起步，基本上还是只有新华书店一家，别无分店，也没有后来的所谓“二渠道”。重新征订吗？结果可能更糟，订数可能反不如第一次征订的。看来是无计可施了。但是，幸乎抑或不幸乎，那时我的手中还有一点权力。只怪自己权力意识淡薄，所以此前一直在骑驴找驴，真是愚不可及。好在车到山前，我终于醒悟。我把省新华书店负责发行业务的林仲琦同志找来，对他说，这本书如何如何地好，我非出不可，但是征订数太少，不能上机付印，请他务必设法增加订数，使我能够印行。林仲琦同志善解人意，很配合，愿意支持我，最后破例以寄销的方式又追加了3000多本。就这样，把《负暄琐话》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1986年9月，《负暄琐话》终于出版，至1997年1月，先后重印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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