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艺名人如能把更多地参与义演看做一种成就，则反映出我们社会精神层面上的进步。
前不久，北京门头沟一个建筑工地上，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民工们，高高兴兴地朝工地的空场走去，因为今晚阳光艺术团要来为工友们义务演出。虽然场地简陋，又没有任何报酬，可来的演员全是“腕”：空政歌舞团的全国敬老宣传员刘一祯、战友文工团的老艺术家陈耀英、海政歌舞团的孙维良等人。
工友们平时辛苦劳累，生活单调，能看到这样的演出就像过节一样兴奋。而这次义演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就是既是职业歌手又是阳光艺术团发起人的李立一。在全国“两会”召开前日，李立一对记者说，他现正在筹备一项百名明星签名活动，他要把阳光艺术行动告诉大家，让更多的人投入到爱心艺术的公益事业中。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演艺界一改以往为人诟病的姿态，为慈善、公益事业自发义演捐款的演员不断增多，演出规模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如华东水灾、台湾大地震、非典肆虐等，他们都能主动发起慈善筹款和义演活动。义演商演是是非非
2005年11月，宁静、梁朝伟、周笔畅、李嘉欣、钟丽缇、董洁等20多位演艺界明星，共同出席全国妇联为帮助西部地区贫困母亲开展的“母亲水窖”晚会义演活动。2006年初，著名演员濮存昕、蒋雯丽主持了由中国文联和河南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爱的致意”郑州慈善义演晚会，超女李宇春放弃正在香港举行的“全球华语榜中榜”活动，专程赶到河南参加义演，来自各界的大腕明星和艺术家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并参加了慰问艾滋病病人和困难群众系列活动。
除了平时为社会困难群体进行筹款义演，在自然灾害来临后的慈善义演中，演艺界中也不乏挺身而出的人士。
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冯小刚、张国立、王刚等演艺名人共同发起筹款活动，得到演艺界140多位明星响应，筹得善款近135万元。此后，中国内地的慈善义演活动此起彼伏：中国红十字会与外交部、文化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同一首歌特别节目“中国人爱心大行动文艺晚会”；京城20家媒体发起了“爱，来自中国———大型赈灾义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织的慈善演出，众多重量级歌手如崔健等热情参加。
然而，尽管我国演艺人员在参与公益事业、慈善义演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捐款义演的同时，也常出现一些问题。有的是各方面协调不到位，有的是现有机构不健全，有的则是打着义演旗号行商演之实。
2004年6月一场名为“希望之声”的大型慈善演出在成都举办，但事隔几天后演出承办方就指责参演的部分明星赚取了高额的出场费，致使“慈善义演”分文未赚，还亏损了至少100万元。曾有演出商说：“慈善义演是个筐，要想发财都来‘诓’。”此次演出收入因未能满足相关方面的预期利润而发生内讧，使事件内幕得以曝光。业内人士认为，事实上像这样所谓的慈善演出并不鲜见，还有很多没有曝光的假义演在圈内秘而不宣。
2005年初，冯小刚牵头组织演艺界人士为印度洋海啸受难人群捐款，因媒体报道不全面、不准确而被圈内人指责，为此他发出“好人难当，下次再不想牵这个头”的感叹。事件本身可能有管理、体制、报道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反映了一些艺人参与慈善活动的心态。参与义演是种责任
虽然近年来有很大进步，但在我国，内地演艺名人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尚未形成良好的氛围，除了濮存昕作为“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经常在媒体上亮相外，其它的乏善可陈。相对香港地区或国外一些演艺人士参与公益活动来说，内地演艺人员的参与度和参与率还不是很高。究竟演艺界名人要不要做公益事业？要不要慈善义演？
事实上，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演艺名人，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价值。从他们自身角度来看，这是他们主观努力的结果；但从外部成因角度看，这些艺人的成功凝结了社会环境和他人给予的支持、塑造、认可和传播。因此，明星们和社会之间确立了一种文艺社会契约，他们应以自己的文艺行为来使社会的文艺需求权利得到满足，用自己的个人发展成果使社会的发展权利得到实现。遗憾的是，有些演艺人士把自己成绩的取得更多地归于个人的努力，而很少想到自己应该给予社会回报。
如果说音乐会门票昂贵标志着艺人的一种成就，如果说给狗美容、足疗是一种时尚，那么，演艺名人如能把更多参与义演也看做一种成就，富人把更多捐赠穷人也看做一种责任时，才更能反映出我们社会不仅在物质上的丰富，而且在精神层面上的进步。呼吁出台相关法规
除了观念上的原因外，影响内地演艺人员参与慈善事业的因素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当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时，内地演艺人士与香港艺人一样焦急万分，恨不能马上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当香港艺人曾志伟、成龙等在2005年1月1日、2日接连发起两场大型义演活动时，内地很多艺人还在为等上级通知或不知如何帮助而作“壁上观”。1月3日，当冯小刚、张国立等人再也坐不住了，决定自己组织募捐活动时，据说还因担心引起猜测对“办公室”这个称呼犹豫不决，直到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迅速赶上“节拍”，中国官方的义演活动真正开始时间是在1月6日以后。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我国内地这种善举长期以来由行政机构主管。每当发生重大灾害时，行政部门都会“动员”人们捐钱捐物，这些动员大都带有上级指定色彩，也养成了人们等待“动员”的习惯。当有人问张国立为什么内地演艺界对这种事的反应总比香港慢半拍时，张国立表示，许多演员都愿意做善事，但中国没有“演员协会”这样的组织，捐款义演行动是大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华谊兄弟公司总裁王中军表示，通过冯小刚等发起的印度洋海啸灾难捐款活动，更加希望内地有个演艺人协会或者演艺人慈善机构，专门来负责明星们的公益事业。由于没有演艺人员统一的慈善组织，在演艺人员五花八门、甚至超越国界的情况下，演艺界群龙无首，行政组织也是束手无策。
另一个影响我国慈善义演的原因是缺少对义演的法律法规。人们不时听到有关演艺界人士打着义演名义拿高额报酬的事，慈善义演收入为什么不能用于慈善而落入演出中间商和一些演艺明星的口袋，甚至落入举办者和承办者的口袋？显然，这里面还存在着法律不完善、执法和守法不严格的问题。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我们通过完善文艺社会责任理论和立法，规制“明星义演”行为，就不会有那么多“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现象发生了。
业内人士认为，应推进“依法行善”的制度建设。演艺名人也是公众人物，他们的成功缘于自身也缘于社会，而更多地、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活动和义演，是他们回馈社会的通道。演艺精英与慈善文化结合，必将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