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新京报》的“文娱时评”，用整版篇幅刊发了广州评论家谢有顺先生的长文《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刚拿到报纸，我有点兴奋，一个对当代文学有发言权的新锐批评家，集中阐释自己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看法，值得期待。但是看完之后，我难以克制内心的失望和惊讶。
这不是谢有顺的风格，更坦率地说，这篇谈常识的文章有点不伦不类。
文章最开始的一个理论根据，是1926年出版的郁达夫《小说论》，一般对于郁达夫有过深入阅读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是郁达夫整理讲义印成的，主要是资料的摘抄，没有多少自己的思考，也从未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阐述，因而这本书就是一般做郁达夫小说研究的学者都很少引用。
读到后面，我有点明白了，为了阐述对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此文后面还引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瞿世英的《小说的研究》和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原来这段时间，谢有顺先生在集中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对照当下创作，感慨万千，觉得话都被20年代的作家和学者说尽了，今天的作家还没有一点长进，于是敷衍成文，强调“常识”了。
实在说来，上述引用的这样四种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对于今天的创作来说，确实没有多大的借鉴作用了，只能理解为现代小说初创期的一种可贵探索，作为文学史、理论史的意义存在着。
话说白了就是，这些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看来是极为基础和常识、因而在阅读当代文学时根本没有必要在意的东西，谢有顺先生初初读来，感慨万千，禁不住对当代作家郑重“重申”了，我觉得，不客气一点讲，这是对于当代作家学养和智识的侮辱。这种牵强的批评如果作家们真的在意，当代文学只会是一种弱智的文学。
有趣的是，谢有顺先生不单在读中国现代文学，也在加强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这篇批评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字，关于《水浒传》的“常识”论述了一百多字，关于《红楼梦》“常识”竟长达四百多字！这玩笑开大了，而且是这么郑重其事。
与此相称的是，整个文章一路写来，一、二、三、四、五，正好开了个陈旧的中药铺，每一节还都以“要”字开头。
我自己是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涉猎不深，在这方面只是一个典型的文学爱好者而已。但是谢有顺先生的文章，以前也曾读过一些，并且私下觉得他的批评眼光很独特，是一个很有锐气的、强烈区别于一般学院派批评的一个个性独具的批评家，他的价值也体现在这里。
写这篇小文时，我手边正有一本谢先生2001年出版的一本《话语的德性》，读到后记《梦想一种批评》时又不免感慨：在这篇文章中，谢先生强调批评家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这还只有几年，就从“梦想”中撤退回来，被“知识”淹没了。话说得刻薄一点，书是可以尽量多读的，但是最好读得更多一点，读得通一点融会贯通一点再说话，不要将一些陈旧的、人尽皆知但自己以为新的、了不得的东西拿来引用，特别是不要拿来教育当代作家。
□刘继业（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