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增“广”贤文
《广东九章》勾勒出广东人在不断的争议中开创出今日局面的务实写照
余少镭(本报书评人)
广东，这个自古便被摒截在大中华文化圈之外、又被历代统治者选中用来流放持不同政见者的“蛮荒之地”，为何从近代开始，在备受争议中屡屡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风向标，一次次产生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轰动效应？
从西汉的南越王赵佗开始，广东在历代先贤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广东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广东？广东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新书《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的编选者，试图让我们从广东历代先贤的文选中找到答案。
旁观者——
他们这样认识广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是至尊之数。相传舜作九章韶乐以宣王道，孔子闻之“三月不知肉味”；屈原作九章楚辞以盼楚国之强，成为后世仰之弥高的华章；《易经》虽是八八六十四卦，但每一卦中，“九”却是阳爻的代表，推演万象……《广东九章》以此为名，寄寓了编选者“大处着眼”的选题，也使本书恢宏的架构和权威诉求一望可知。
九章按顺序分为“潜伏的争议结”、“奇崛的生态圈”、“文化的基因谱”、“潮流的风向标”、“耀眼的星光道”、“激荡的正气歌”、“绚丽的风俗图”、“山水的映像志”、“世纪的鲇鱼行”等，入选文章从时间上来看，远至南越王赵佗的《报文帝书》，最近的，则是2005年网上广为流传的龙应台的《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跨度超过两千年。入选文章的作者，既有广东本土的先贤，如张九龄、梁启超、康有为、郑观应、孙中山等；也有在广东生活过或跟广东“沾亲带故”的历史名人，如韩愈、陈寅恪、鲁迅、胡适、龙应台等；为了更客观、全面地审视广东，书中还选入了从未来过广东的世界名人有关广东的著述，如恩格斯、亨廷顿、费正清等。
以时间为纵坐标，以先贤视角为横坐标，《广东九章》力图将广东摆在一个明晰的历史定位上。为此，编选者匠心独运地将“潜伏的争议结”放在第一章，甚至将痛斥广东人不爱国的《呜呼广东人》放在头篇，以期收到类似当年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般的刺激效应。于是，在这一章中，我们既可以听到颇为“顺耳”的对广东的溢美之词，如孙中山:“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也能听到针锋相对的逆耳忠言，如孙中山的老乡苏曼殊因感广东人不爱国而发的“一言正告”:“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亡我广东；我广东不亡则已，一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陈寅恪预言“中国将来恐怕只有南学”，钟敬文却埋怨“为什么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一个“清”字，情况也颇为复杂。就像“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心目中也有一千个广东，从每章每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赞广东者并非一味过分吹捧，对广东持批评者，也是言出有据的论证，而不是出于偏见和成见。历史经验证明，这样的争议对广东是有好处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一直是广东人务实的写照，广东正是在不停的争议中努力开创出今日举世瞩目的局面的。
成功的文选编撰者，需要的不仅是眼光，胸怀、魄力也缺一不可。从这一点上说，龙应台以亲身经历写成的网文《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入选，颇能给读者以惊喜。
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遴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文字，不以褒喜，不以贬恶，从“九章”的第一章来看，本书已成功了一半。
当局者——
对广东的理性认识
如果说“九章”的第一章偏重于“旁观者”对广东的感性观察，第二章“奇崛的生态圈”则侧重于“当局者”对广东的理性认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梁启超的《世界史上广东的位置》。该文难见于其他选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先知”地位的梁任公，以敏锐的眼光，严密的论证，道出了“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这样的精确预言。从第三章“文化的基因谱”到第六章“激荡的正气歌”，则是对独特的岭南文化起源、发展及成为潮流方向标的历程作了探微和梳理，为古往今来为广东的文化、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树碑立传，向为了正义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致敬。在这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弥足珍贵的《六祖传》、已成为古文名篇的《新唐书·张九龄传》和欧阳修的《余襄公神道碑》等，也能看到金庸写的让人唏嘘的《袁崇焕评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陆皓东写的令人热血贲张的《被逮供词》……
以上种种，让《广东九章》的分量显得厚重，它们决定了本书严肃、沉重的基调。但是，对广东全貌的廓清，如果只有这“金戈铁马”的一面，未免失之偏颇。广东地理、人文方面的钟灵毓秀，自是本书编选者避不开的话题，于是，书的第七章“绚丽的风俗图”和第八章“山水的映像志”为本书增添了柔媚的色彩，通过王勃、屈大均、巴金、萧乾、梁实秋等历代文学大家对广东风俗人情、山光水色的细腻描绘，将一个全方位的、丰满的广东展现在世人面前。
鲇鱼行——
让历史告诉未来
到此为止，“九章”的第八章为广东的历史和现状画了个完美的句号。但是，就像现在不少人喜欢用六个句号来组成一个省略号一样，追思历史、记录现在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愿景——广东的未来，当然是一个无限延长的省略号，省略号里面包含着无限的可能。那么，最能推动广东未来发展的、有别于中国其他省份的因素是什么？在本书最后一章、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章“世纪的鲇鱼行”中，本书的编撰者通过几篇精选的“雄文”，引发我们对广东的未来作无限的遐思。
“鲇鱼”一词，取自管理学上有名的“鲇鱼效应”。鱼贩在长途贩鱼时，为了不让鱼在途中“昏睡而死”，都要在鱼群中放上几尾生猛的鲇鱼，让它们不时地搅动折腾，激发鱼群的活力。这个喻象，用来喻指广东在改革开放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实在再生动形象不过。最有含金量的一篇，是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吴有恒发表于1956年的文章《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价值规律的意见之商榷》，这篇文章在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在计划经济主导一切的年代却不啻于石破天惊，而且也给作者带来一生的灾难，但它却将广东人在经济理论改革中敢为人先的历史提前了二十多年。此外，1949年后中国最早提出“商品经济”的学者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写于1961年，也跟吴文一样有着珍贵的历史意义。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的《广东起飞的特点》则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为我们详尽记录了1978年底开始的广东的改革风云及深层原因……
“世纪的鲇鱼行”既为《广东九章》增补了一个完美的句点，也使“九章”延伸成一个加长的省略号，让读者心中油然而生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全国经济这个“大鱼群”都活起来的背景下，“鲇鱼”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广东是满足于继续当“鲇鱼”，还是寻求新的历史定位，将眼光延伸到“鱼群”以外的汪洋大海？要做到这一点，广东人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广东九章》的本意正是:让历史告诉未来。
访谈
营造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
记者:最初策划《广东九章》这本书是怎么构想的？
黄树森:这本书我一直想走市场的道路，做成学理与时尚结合、学者与大众都能接受的作品。最后出来的这本书既选了古代名家的作品，也选了一部分近现代乃至当代作家的作品，就是想既保持一定的文化厚度，又迎合大众阅读的趣味。我说过想做成一本既能放上学者桌面、又能摆到街边地摊的书，几个副主编都说“哪里有这种书”。那就看看这本是不是。
记者:对于“经典大家”的说法，有人提出质疑，认为里面有些作家还谈不上“经典”，你怎么看？
黄树森:我们选的历史上的、近代以前的作家，基本上没有争议，都是历代名家，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当代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没有经历时间的考验，如何定义成大家？比如余秋雨、易中天、龙应台等等，包括陈俊年的散文也是一个例子。他这篇散文写得很美，而且对广州的歌颂中又有挑剔，古今相通，在文化上给我们提出思考。对这些人是不是经典大家，要让历史来评判。而且我认为，对发展中的东西，空间要稍微大一点。
记者:看这本书可以发现，其中收入了一些学者比如吴有恒、卓炯、何博传等的经济学文章，除了他们的议论与广东有关，是否有别的考虑？
黄树森:吴有恒在1956年发表质疑斯大林计划经济路线的文章，卓炯1961年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文章。这两个人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一个长期在广东工作。选这两篇文章是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广东人“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高风险成本的可贵精神。何博传的珠三角与长三角的优劣论，也是相当有见地、有胆量的，相信接下来也会引起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记者:这本书定位于“飘红广东”，但在第一章就摆出历史上对广东的诸多争议，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黄树森:我们想在“飘红广东”，增强广东人文化自信力的同时，营造一种脑力震荡、众声喧哗的状态，读者应该更喜欢这样的风格。而且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更有针对性。广东人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批评和反省的问题。比如鲁迅批评过的“小富则安、小富则贵”的“懒人”思想，还有过分低调、怕树大招风的求稳思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书里面的争议以及书出来后各方的反馈意见，也引发了不少值得讨论的话题，我希望这本书是为以后进一步的讨论开一个头。
记者:对于很多人认为的“广东没文化”的观点，你是怎么看的？
黄树森: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广东不仅不是没文化，还是现代中国文化的策源地。我认为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就是要走广东这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子。因为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以后，文化必定要重新洗牌。文化的重构必定从时尚、潮流、大众、通俗背景下重新发展，原来的高雅文化肯定会受到冲击和洗礼。当然这种文化发展到内地，又会裂变出新的文化现象。但文化发展的路径必定是从南向北辐射。应该说，现在已经进入“经济文化”时代，广东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是接轨的。
本报记者黄长怡
图:
《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黄树森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