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过眼
谢泳
在网络时代，对于罕见的历史人物，我们多了寻找的手段，但也有不见痕迹的人物。因为这个缘故，我比较留意旧时代各种机构编辑的人名录和通讯录一类的东西，特别是文
化和学术机构的通讯录。
我前些年在北京买到过一册《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后来读书遇到相关的学术文化界的历史人物，此书倒是非常有用。“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是抗战前平津各大学(包括当时平津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教育工会组织，成员是当时在平津各大学的教职员。
有时候细看这本《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忽然间会生出许多感想。一是当时平津大学教授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有仔细统计，但粗粗看去，比例很大。二是看他们的住址，多数是单门独院，住在一处的很少，除了单身教职员以机构为通讯处外，多数教授有独立的住处。从这住址中有时候也能看出许多历史，比如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当年许多教授的家，后来我们会在政界要人的回忆中发现，那些教授的住处，成了他们的家。比如当年蒋梦麟的家在毛家湾五号，那时许多教授住在毛家湾一带。还有当时北平研究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这些地方后来都不是教授和学术机关能在的地方了。另外像东四、西四、府右街、景山、史家胡同一带，从通讯录中看，教授也很不少。我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但一般的感觉，后来这些地方也是政界要人的居所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地位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因为有重要的大学和几个重要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北平还是学者和文人的福地。时代变化以后，不是说文人和学者的居处立刻会发生变化，但因为当时文人和学者居于社会的上流，特别是许多人离开了北平，自然也就顾不得北平的居所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个熟悉北京地理的人，有兴趣把当时教授的住处和后来住进去的官员详细列出一个表格，倒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政治地理，居所的变化不是也能映现知识分子的命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