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经(本报书评人)
把书话文章鼓吹成“爱书人的圣经”比较可疑,但事实是热爱读书的人鲜有不喜欢谈书的文章。谁都想看看别人买什么书读什么书,作为资讯,原本无伤大雅,但就怕不仅被当作了资讯,还当作了一切眼界的来源。这种大众化文体一如既往地朝着个人化、趣味化发展,饱含小情小调的发挥式阅读,不明就里的跟风吹捧,口水多过茶的本印象记,当然也包
括对不易之书的喋喋不休和矜态的危险风气,都忽略了书话的另一要义:对有益养分的吸收,对深刻见解的挖掘和表达。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写得像周作人(事实上有人亦步亦趋,也有不少人反感“六经注我”式的写法),但总的来说,以个人感触代替理性分析,以性情代替见识是大势所趋,负责、诚恳和独到的书话太少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藏书大家A.E.纽顿写过好几本书,以他漫长的藏书生涯来讲,几乎我们所有能想到的关于书的趣闻轶事:奇迹,失手,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基本上都包含了。从他1884年第一次去伦敦访旧书到1940年去世,纽顿都在搜书藏书中度过,造就了真正藏书大家的身份,自然,他写到许多次不可复求的购书经历,但更多的是对藏书本身的体会,比如他说没有比读旧书商寄来的目录更愉快的事情了;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在你辛苦搜得的珍本上做什么包装手脚;最有建设性的莫过于某位藏书家的藏书遵嘱赠给图书馆而不拍卖时纽顿先生的抱怨:这使很多藏书家的乐趣被剥夺了。这是一句对于藏书业极具深远影响的抱怨,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藏书家应该具有的见识:藏书说到底是个人行为、民间行为,流通才能促进整个藏书业的发展。这对于我们尚不健全的藏书行业亦有启发。
A.E.纽顿关于书的书,中文版本一种是1992年三联书店出的《聚书的乐趣》,再有就是最近出版的《藏书之爱》。后一本的台湾译者陈建铭在他冗长的序言里提到三联译本的错译,“盖那首诗正出自赵泽本,该版本舛误、阙漏甚多。天可怜见,吾岛同胞若压根从未听过,从没读过那部书也就罢了,但是错陋译文鸠占鹊巢可万万不能坐视。”(“若压根从未听过”本身就有语法问题)相比薄薄的三联版,陈建铭译本堪称“纽顿娱乐全书”,收录文章最全,注释、索引应有尽有,翻译工作认真细致,的确让读者放心。但纽顿毕竟不仅仅是一位藏书家,不是一位附庸风雅的文学爱好者,他的文字已经和他所崇拜的“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们联系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这在“阙漏甚多”的三联版本上可见一斑,他是这样怀念那些旧书老板的:
“赫特本人已故多年,他的书店也已消失,只有滨海区尚在。我有时想,古老伦敦的最好的部分已消失了。”
可以说,纽顿的文字功底深得英人随笔的精髓,否则,我们看到的也不过只是一个淘书爱好者的流水账簿罢了。纽顿诚然大谈他的藏书趣闻轶事,但他的文艺随笔也不可小觑:对查尔斯·兰姆的钩沉,对包斯威尔与约翰逊博士的交往,对葛德文、特罗洛普、王尔德的研究,都可以看出,藏书家纽顿如何在自己的爱好之上建立了真正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而不是长久地沉浸在对文学友谊的复述和文学掌故的津津乐道之中。
纽顿身处1900年前后,这一时期伟大的美国心灵,他们的关注点都在欧洲而非本土,他们一心学习欧洲的文明,让美利坚“脱俗”。纽顿从伦敦搜罗藏书,这一个人爱好显然不仅仅只对他个人产生影响,他的书话文章和搜罗的藏书都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将他写的文章统统称之为书话。这是美国人纽顿与时代的关系。纽顿这位受教育不多的生意人,他对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热爱、尊崇和吸收,使他和这些文学的不朽者在一起,深受那些不朽品质的感染,使自己脱离了生意人、藏书家的趣味。三联书店十多年前出版的《聚书乐趣》将纽顿国籍印为英国,现在看来,真是错得“有理有据”。
读了纽顿再读著名的“爱书人的圣经”《查令十字街84号》,就显得意味深长,无人为之写信的纽顿先生自己弄不出美好的文学佳话来,自然无法风靡万千珍重情谊的读者,但就什么是爱书人,什么是爱书人的圣经,读者自会将这顶帽子放在适合的头上;虽然对于读书人来讲,看不看什么“爱书人的圣经”也无关紧要,但纽顿的书里,还保留了一颗真正属于读书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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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之爱》,(美)爱德华·纽顿著,陈建铭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11月版,68.00元。